人民日报头版关注福建生态文明建设 为福建试验点赞
田成块、路成网、渠相连，两臂展开长达15米的施肥机，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间纵横。稻田上空，今年新购置的无人机正低空喷药……
稻田的主人叫傅木清，全国种粮大户，仅他和他的运丰优质稻合作社就流转承包了6000亩地。傅木清所在的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河田镇，曾经“有雨三天涝，没雨三天旱”。旧时望天地，今日稳产田。改变，源自5年前那场从长汀一县到福建全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路径是“机制活、产业优”，目标是“百姓富、生态美”。短短12个字，却意味着从宏观理念到具体操作的全面创新。
“我们已制定并出台了一整套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机制。”长汀县县长马水清说，“就是要用制度把探索出的经验固化下来、坚持下去，确保全进而胜，绝不半途而退。”
古城镇梁坑村，每片林地都摆着一墩墩大花盆，栽着奇特的植物，数一数，每亩地里大约100盆。村民华庚生小心翼翼地挖出一株，长长的根须上结着一颗颗小球，当地群众给它起了个别名：金丝吊葫芦。“它叫三叶草，一种中药。这种花盆叫控根容器，根须一碰它的壁，就能结出小球——值钱的就是这些小球，每盆一季结二三两，每斤价格1200元。”
长汀用机制创新的“一根金丝”，吊出了转型发展的“大串葫芦”。“再过5年，我们水土治理将追近发达国家水平。”县委书记廖深洪说。
青山驻金，绿水淌银。2016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福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探路者。
福建省福鼎市磻溪镇桑园水库附近的茶园景色。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福建，多山，多水，多绿，森林覆盖率多年居全国第一；至2015年底，连续37年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
生态佳，不等于发展佳。2016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要求推动一些难度较大、确需先行探索的重点改革任务在福建先行先试，发挥福建改革“试验田”作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引领带动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戴上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帽子”，帽新面子亮，但如何“形象一新”？怎样把看不见的“无价”变成实打实的“有价”？
福建生态文明试验的脚步其实早已迈出。2014年，福建始创“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推行“绿色GDP”体系——对全省85个县市区按照国土功能区划，34个县取消GDP考核，取而代之以水质水量、大气质量、污染物排放控制等为主要内容、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考核标准。
考题变了，解答自选；路径千条，改革为大——“有价”之后，如何让原本“吃力不讨好”的治污成为市场的“新宠”？如何让“只见芝麻难见西瓜”的远期效益尽快“变现”？如何让加重负担的环保投入转而变身赢取竞争优势的“制胜利器”？如何让“孤军奋战”的环保监督迎来“八方呼应”的新局？
记者数下八闽，“问”绿福建。
治污有价——探索市场化机制保护环境
治污难，一难在技术和投入，二难在只见生态效益不见市场利益。一定如此吗？
南平市炉下镇和太平镇的前世今生令人瞠目：昨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今天，绿树葱茏，溪水清冽。
正大欧瑞信公司董事长李建飞来此之前，已经有两家公司来过这里，目标都是治理生猪养殖污染，但均铩羽而归。南坪溪和杜溪分穿炉下和太平，流入福建最大水电站——水口水电站,其下游即是闽江，福建的母亲河。
此地安置了大量库区移民，直至本世纪初，整个南平市延平区依旧将养猪作为移民致富项目，炉下、太平两镇发展尤其快，几乎家家有猪场、户户上规模，外界戏称为“中国最大的母猪基地”。
结果，富是富了，环境被严重破坏，两溪注入的长万水库，被戏称为“最大的天然化粪池”。
两个“最”，成了多届南平市负责人的心病。
李建飞曾多年从事生物菌种引进研究和市场推广，并在全国多地有过生物治污的尝试，得到农业部、中科院等机构的认可。
这一次吸引他的，是当地对前两家企业失败的反思：“技术各有长处，关键你得让我能赚到钱。”
据测算，一头生猪污染处理成本约200元，农户各自治理不现实也不经济。之前两家公司用政府的补贴帮政府做，好做则做，难做则撤。怎样才能让治污变成政府、农户、公司三方都得利的事呢？
2014年，福建省首个第三方治污模式在南平亮相：当地政府按养殖场面积向养猪户每平方米每月收费2元，一年24元中，19元交公司购买治污服务，5元留底作监督保障；公司用这笔钱投入管网、设备建设。
“我们沿溪逐级建了二三十个小型集中污水处理点，既节约逐户收集的成本，又避免二次污染，还发挥生物菌的高效处理能力。用技术与工艺优势，换出了成本空间。”李建飞说。
几轮清理后，符合标准的农户只要交一点费用，就不用操心污染。更有价值的是，政府不必再天天盯着千百家养猪户，只要盯住公司一家，达标则奖、未达则罚；不养猪的农户，则可以在生态农业园就业，收入也有保障。
当了多年“化粪池”的长万水库，终于碧波轻漾。去年底，南平第三方治污模式被福建省政府认可并发文在全省推广。
但是，假如没有技术和工艺优势，还能搞第三方市场化吗？
龙岩是座资源型城市，煤炭等14种矿产资源量居全省第一。距市区仅5公里多的红石山上，就有3个中型煤矿和200多个无证小煤矿，以及伴此而生的小冶炼、小铸造等“五小”企业。开采挖掘几十年，红石山遍体鳞伤，处处塌陷。既是生态恶地，又是地质灾害险地。
2008年，新罗区政府下决心关停红石山上所有企业，进行生态修复，显然，这是一场工程浩大、耗资甚巨的工程。请进过一家企业，仅前期勘测、调查就花了1亿多元，再也干不下去了。
林文出场了。林文，当地一家规模靠前的民营煤企经营者，拉着当地一家水泥民企一起接盘。
林文说：“原因也简单，一是自身转型需要；二是懂开矿，了解治理技术和难点；第三点最重要，地方政府支持。”当地不仅同意股权全部转让，而且优惠条件和治理标准不变——全面完成3513亩“伤地”生态治理，其中1150亩可用于地产开发。
这样的支持，成为红石山成功修复的关键。由于一度资金周转困难，林文甚至有了“跑路”的想法——修复塌陷和关停“五小”所需的资金量太大，为能确保准确无误修复，他们在全省首次采用了原本用于找矿的“超声波物探”技术，探测可达地下150米；有土层宜绿的地方全部绿化；下陷区域则修成人工湖。
今日红石山，焕然变新城。学校、医院、社区一应俱全，绿化率70%以上。“截至目前，修复投入已耗资6.8亿元，所有‘五小’均顺利关停。”林文告诉记者，“这期间当地政府从未给我们断过已修复土地挂牌转让后的资金供给。”
物质是一种财富，生态也是一种财富；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市场的力量。这是第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