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勇争先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奋勇争先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文章选登

编者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发展擘画宏伟蓝图，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第一时间组织全校师生系统学习、深入研讨，推动全会精神学深悟透、入脑入心，同时以研究阐释为抓手，紧扣福州发展实际，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人民至上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实践意义、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美丽福州注入绿色动能、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等议题，深入开展研究阐释，精心撰写系列理论文章。

这些文章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既是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践行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更是党校主动对接城市发展需求、履行服务地方使命的生动体现，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人民至上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实践意义

欧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它既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更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

人民至上原则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社会不公的本质原因，构建了人类共同解放的制度蓝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进步的规律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民心所向是凝聚社会正能量的人间正道，也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许多制度创新雏形，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民营企业等，都源自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基本矛盾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我国为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的改革也处于进一步全面深化的进行时，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体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的自觉。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主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深刻把握住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仅凝聚人民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也汲取了民生为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政治伦理。中国古代对于地方官员有一个朴素的要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否“造福一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评价官员优劣的基本标准。回顾中国历史，那些在民间广为传颂的能吏贤臣，无不勤政爱民、“造福一方”。这一标准能持续传承传扬，不仅反映出增进民生福祉的政治责任是老百姓的持久要求，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传承规律。党的优秀干部能获得广泛社会认同，无不因他们造福于民的业绩。因为工作好不好，老百姓的口碑最公正；人民群众不认虚功、虚名书写的政绩簿，只认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赞赏“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因此，党的各级干部，岗位不同，职责范围有差异，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是一致的，要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原则。

人民至上原则的实践意义

《建议》的起草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为做好《建议》起草工作，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先后两次较大范围征求意见，开展了网络征求意见活动；还采取重点课题研究、实地调研访谈、专题论证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了深入调研，部署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35项重点课题研究，形成106份调研报告。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调研，有效汇集了党内外智慧，广泛凝聚了共识，使《建议》提出的各项任务举措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说，这次文件起草工作，是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为什么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建议》起草过程？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十五五”规划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纵观《建议》，通篇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和关心关注的问题，因为找准问题才能锚定问题精准发力。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百姓之心为心，以人民之利为利，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融入新时代国家建设的宏大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中心任务的高度准确领会和把握，矢志不渝坚守这一从政之基、履职之要，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在“十五五”规划指引下，以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多深入企业、厂矿、田间地头、基层一线察民情、听民意，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统战理论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钟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将“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这一表述顺序由以往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调整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突出了实体经济的主体作用，强调实体经济要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更积极地拥抱数字技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我国产业发展从“数字赋能”向“实体扎根”的范式革新，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必然选择。  

理论内涵上，强调主体明确与双向共生

首先，它确立了实体经济在融合中的根本地位。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将“实体经济”置于表述前端，意味着在融合发展中，实体经济是“体”，数字经济是“用”；实体经济是“目的”，数字技术是“工具”。深度融合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能否切实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与核心竞争力。

其次，它强调了融合过程的双向互动与共生共荣。深度融合绝非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单向“赋能”“嫁接”或“叠加”，而是两者在技术、产品、业务、资本等多层面的全方位、深层次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复杂场景和真实需求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方向与试验场，驱动数字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同时，数字技术渗透至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各环节，重塑实体经济的价值链和生态体系，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这是一种相辅相成、协同演进的共生关系。

最后，它指向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务实路径。这一表述要求融合必须紧扣实体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无论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或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都应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意味着融合工作必须深入行业、深入场景、深入一线，实现从技术导向到问题导向的根本转变。

时代必然上，指向构筑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从全球竞争格局看，深度融合关乎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但真正的竞争力源于数字技术与强大制造业体系的结合深度。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为深度融合提供了独特优势。通过融合，将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深度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动力的攻关期，实体经济面临成本上升、资源约束等挑战。以数字技术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关键。融合能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模式、拓展价值空间，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

从安全发展底线看，深度融合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支撑。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至关重要。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产业链各环节，可实现实时感知、精准调控与智能预警，提升协同效率与抗风险能力，同时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实践路径上，需多维协同的系统工程

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双轮驱动。既要聚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更要坚持需求牵引，鼓励数字企业深入一线，开展场景化创新。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等，正是推动技术在千行百业落地生根。

深化重点产业与全链环节数智化转型。既要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设备更新与管理革新，做到“智改数转”，实现“老树发新枝”；也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链条智能化，塑造“新树扎深根”。需贯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全流程，打造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与智慧供应链。

加快数据要素价值化与市场化进程。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需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与开发利用。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旨在让实体经济产生的海量数据“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发挥其优化决策、创新产品的乘数效应。

构建促进融合的生态体系与制度环境。政府需在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作为，如推进6G、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底座”。同时，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保障公平竞争与数据安全，并大力培育既懂行业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时代命题，也是未来之路。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根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引擎，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推进，通过这场深刻的产业变革，锻造出更具韧性、活力与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塑造新优势。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肖文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明确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立足新发展阶段、洞察内外变局、锚定目标任务，彰显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精准把握，为“十五五”及更长阶段征程指明根本方向。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正确方向，确保发展不偏航。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有本质不同，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向坚守离不开党的“定盘星”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超越局部与短期利益谋划全局。从革命年代确立新民主主义道路奠基到建设时期制定“四个现代化”目标探索，从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新时代擘画强国蓝图，正是坚持党的领导让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规避了西方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弊端。《建议》强调，“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本质就是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现代化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合力破解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多领域、多维度的系统工程，需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实现“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特色统一。党的领导通过“中央统筹—地方协调—基层落实”的组织体系，构建分级高效机制：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定方向，地方结合实际进行部署，基层扎根群众抓落地。脱贫攻坚战中，从中央制定精准扶贫战略到地方包干落实，从驻村工作队一线攻坚到基层党员结对帮扶，正是依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形成的组织体系，构建起全党动员的格局，创造人类减贫奇迹，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能汇聚各方力量破解治理难题。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破解深层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需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应对结构性问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改革、完善制度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从家庭联产承包激活农村活力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到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大改革突破皆由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新时代，党中央组建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破解科技体制、要素流动等瓶颈。“十五五”时期，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任务，更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协调利益关系，打破壁垒形成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坚强主体，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思想、组织、作风等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提升执政能力。面对重大突发灾害，党中央统揽全局，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彰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带来的强大动员能力。在科技创新领域，载人航天、量子通信等实现突破，印证坚持党的领导能凝聚创新合力。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才能锻造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与队伍。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需健全落实机制确保政令畅通。要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重大决策落实机制，构建“顶层设计—推进—督察”闭环，破解“中梗阻”；统筹基层党建，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延伸领导触角；坚持分类指导，结合地区领域实际探索路径，兼顾统一与创新。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福州行政学院“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雷美霞

政府和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配置资源的两种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两者关系的动态调整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与市场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我国，市场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战略原则，将其作为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这一重要部署深刻回应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调整的内在要求，突破了传统理论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构建起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过度放任市场或过度干预市场都会引发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权的划分问题，也是经济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道路，实现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命题，实现对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传统理论的根本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市场化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再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立为战略原则，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超越了“市场中心主义”与“政府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形成“协同治理”的新共识。该共识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相互否定的替代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协同关系。这一创新既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逻辑机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贡献，核心在于构建了“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的协同共治逻辑。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三个维度完善了这一理论框架：在效率逻辑上，明确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实现要素高效流动；在治理逻辑上，强调政府在战略引领、风险防控、公平保障等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在制度逻辑上，确立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地位，形成“市场激发活力、政府稳定预期”的良性循环。

这种协同共治逻辑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有效市场为有为政府提供实践基础，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能够精准反映发展需求，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有为政府为有效市场筑牢制度保障，通过完善规则、优化环境，确保市场在公平有序的轨道上运行。二者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有机融合的制度整体，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密码”。只有实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重构路径：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面对新的挑战，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在政府。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在什么地方，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要着力构建一个无限政府还是有限政府。作为转型国家，我国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逻辑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但这会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实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和重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关键在政府，必须推进政府改革，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完全退出市场，政府要“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在战略引领、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风险防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为”，不是“全能”而是“精准”，不是“干预”而是“保障”。把不该管的坚决放掉，该管的仍要管好，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为市场有效运行提供坚实支撑。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要有效配合、相得益彰，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与政府效能。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美丽福州注入绿色动能

周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面向“十五五”，《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列入主要目标，并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专章部署，指明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作为省会城市，福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沿海区位与生态禀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积极探索具有福州特色的绿色转型路径，努力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福州力量。

把握大势：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其一，这是破解发展深层次矛盾的迫切需要。“十五五”时期是破解高质量发展面临突出矛盾问题的关键时期。经过长期高速增长，我国传统依赖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边际效益持续递减，面临着人口红利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等现实压力。同时，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日益趋紧，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更为迫切。高质量发展强调“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求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内涵式增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

其二，这是培育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方向。“十五五”时期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和行动方向。这既是压力，更是重塑竞争优势的历史机遇。绿色发展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通过全面推进绿色转型，能够有力催生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全球领先，绿色低碳产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这场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释放巨大的新经济潜能。

其三，这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要加快促进经济生态结构重塑优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同时打开经济增长新空间，形成巨大的新市场。

福州实践：“双碳”为引领，探索绿色转型特色路径

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建议》突出强调了3个“加快”：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时期，全面绿色转型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关键牵引。面向“十五五”开局，我国正以冲刺姿态全面推进碳达峰行动。这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目标，更意味着能源体系的重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是未来五年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任务。

路径一：着力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低碳化是转型的核心。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福州以更新环境、能效、碳排放等约束性标准为牵引，聚焦化工、纺织、冶金等传统高耗能产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和落后产能退出。积极把握“十五五”时期建设零碳工厂、零碳园区的政策机遇，构建涵盖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和绿色产品的多层次制造体系，让绿色理念贯穿工业生产全链条。另一方面，要全力培育壮大绿色低碳新兴产业。依托国内巨大市场空间与本地产业基础，福州应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前瞻性布局氢能、储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着力塑造面向长远的产业竞争新优势。

路径二：加快建设节能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转型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引擎，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期间，国家将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建设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福州需充分发挥沿海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多元互补、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格局。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核电建设，发挥其稳定基荷作用；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推动产业链从装备制造向全链条服务延伸；科学布局和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增强电网调峰能力；推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建设“无废城市”；积极推进福清兴化湾国家级海水制氢试验基地建设，抢占氢能产业发展先机。

路径三：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涵盖生产与消费两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生产端，要通过完善环境规制与市场机制，引导各类主体打破路径依赖。关键是建立符合福州实际的碳排放预算管理、重点行业企业碳管控、新建项目碳评价等机制，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激励市场主体向绿色低碳转型集聚。在消费端，重在健全激励引导机制。福州可积极创新“碳普惠”等多元应用场景，探索将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低碳行为量化积分，并联动公共服务与商业优惠予以激励。同时，持续完善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基础、慢行交通为补充的绿色交通体系，加快充电基础设施、节能建筑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提供便利条件，使绿色生活逐渐成为社会新风尚。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讲师）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陈盛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人民至上”重大原则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关系密切，本质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物的价值通过人来实现，人的能力通过物来放大，物的投资为人的投资提供更多资源，“人的投资”推动“物的投资”向更高层次升级，同时两者的主次地位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当前，“投资于物”与“投资与人”的失衡成为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快变量，“投资于物”可以快速直接地实现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然而，“物”的积累存在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在电站、房屋、铁路等“物”的积累达到相应水平后，在经济发展周期的中后期阶段，投资的边际效率就会下降，长期、过度的物质投资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面对“投资于物”过度而“投资于人”不足的失衡状态，必须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力度“投资于人”，展现人力资本积累所蕴藏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明确“投资于人”的宏观政策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我们党执政的力量源泉，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所表达的意愿诉求、经验智慧、权利需求，优化人力资本。在政治领域，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化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在经济领域，以高质量发展为“投资于人”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文化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在社会领域，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基础上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夯实社会治理群众基础。

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现有“物质积累”为基础，加大力度“投资于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收入提高必须建立在带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福利水平提高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投资于人”应直面“中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基本事实，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方面，以改善人口数量和结构为基本任务，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与基本养老服务，加强妇女和儿童健康服务，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聚焦提高人口质量，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与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公共服务等直接关系个人生活质量的领域，同时积极创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良好环境，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促进“人”的个体能力发展和潜力提升提供优质条件。

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促进“投资于人”反哺“投资于物”，推进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人的发展”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创新与内需扩大，民生改善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内需、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公共服务、教育发展、医疗健康等关乎人的全面发展各领域，通过教育、医疗等途径对“人”进行投资，不仅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大幅提高人口发展质量，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百姓的消费潜能将进一步释放，从而重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的循环共生。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福州行政学院“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