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母爱是崇高的。母亲的血在每一个子女的身上流淌，为了儿女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血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取子女的安宁生长。因此，母爱永远是人们称颂的主题。

　　我的母亲谢培贞曾经是一位新四军战士，福建连江县人。她出身于名门后代，先祖谢安是晋朝的宰相。我外祖父谢大祉是福建省立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在这样的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下，母亲自小养成娴淑、善良的性格。她的求知欲很强，自幼爱好文艺书籍，每当课余之暇，常盘桓于福建省立图书馆儿童阅览室，这就使她对读书作文有特殊之嗜好。1936年秋，母亲就读于福建学院附属中学(今福州二中)高中部。时任国文课教师的正是我的父亲蒲风(现代著名诗人、共产党员)，他到福州的目的除教书外，还致力推动福建文坛的新诗歌创作，一旦发现好诗，及时向报刊推荐。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母亲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敢于面对现实，写下《抬桥夫》《可怜的姐妹》《抗战》等针砭时弊、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诗作，并先后发表在《福建民报》《华侨日报》《中国诗坛》上。

　　1940年2月，日寇的铁蹄渐渐向南逼近，榕城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盘旋上空轰炸，处于随时被敌人攻陷的危险境地。政府办事机构和学校纷纷内迁。母亲应父亲之邀赴广东梅县松口国光中学就读(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并积极参加父亲在当地召开的诗歌座谈会，在《中国诗坛》、《风云》半月刊上发表诗文。

　　当年8月，他们在当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即双双穿越层层的封锁线抵达桂林，后经由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介绍，又辗转前往新四军二师驻地──安徽省天长县，实现那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报效祖国的心愿。他们在破旧的、墙上凿了个洞就是窗户的土屋里，与战友们一起刻腊板、编撰稿件，战时上街打快板、呼口号，欢送将士们上前线。他们不辞辛劳地为前线将土的英勇奋战鼓与呼!第二年，母亲在那艰难的环境里生下了我。那时根据地物质馈乏，她吃的是粗粮和缺盐少油的菜，但却用乳汁把我喂养的像个出自大户人家的胖娃娃。这种无私的奉献，使我至今深感内疚的是，母亲没有活到我成年，没有得到我的丝毫回报，就因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是我作为一个女儿的终生的遗憾……

　　1941年1月，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了震今中外的“皖南事变”!母亲携我随军突围渡江抵达江北。根据地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父亲扔拖着瘦弱的身体埋头工作，但终因缺医少药于1942年8月撒手人寰。后来，母亲强忍悲痛，响应党的“精兵简政”的号召。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返回外婆家。她一边当小学教员，一边抚养我成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曾住在乡间。有一年发大水，凶猛的洪水冲击着周围的村庄，全体教职工集中在四面环水的校舍的楼上，吃的米和大头菜全靠农民撑着小船运送贩卖，大人从楼上用穿上绳子的竹篮搁几片铜板往下放，待农民将稀饭和大头菜装进竹篮后再往上提。这种生活大约过了五、六天，每餐“僧多粥少”，母亲总是先让我吃饱，然后自己才喝些剩饭剩菜苦渡时日。

　　在旧社会，乡间得病尤期是出麻疹往往是九死一生。记得我六、七岁时不幸得了这种病，当时畏寒，棉被盖了好几床还直打哆嗦。我被关在一间黑黑的屋子里，母亲焦急地守护在身旁两眼直流泪。可能是我的命不该绝，经她的日夜护理终于跨越了“鬼门关”。记得病愈后不久，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洗澡，突然，有一只漂亮的小鸟飞到窗户上，我大声欢叫，却被冲进来的大人“砰”的一声将窗户闭拢，随后那可怜的小鸟就成了“盘中餐”!过后，我的命运一直不好。果然，不久，我又染上了白喉，这种病当时正在市内流行，一经发现就得隔离。我一个人住进了传染病院，母亲只能每天从隔离的墙外，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与我对话，从她那焦急的神态里，我体会到那深沉的爱。

　　我小的时候瘦得像一根竹竿，风吹都会倒。一旦从私塾放学回家，见母亲躺在床上，就会爬到她的身上，骑在她的腰部逗乐撒娇。有一次，我们正在欢乐时，只见她突然“哎哟”一声，可能是触到脾脏了，吓得我赶快往下爬，从此再也不敢那样放肆地与母亲撒娇逗乐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母亲后来诊断得了白血病，可能潜伏的病灶早就有了，只是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年年有体检，所以一时尚未发现。

　　在我七、八岁时，市面上因钞票贬值，多是用大米来易物。记得我从私塾放学回家，经常拿了一筒米去对面小食店换油炸粿充饥。母亲每次见到总要伸手拿去，将外面油炸的黄皮剥去自己吃，然后才将白白的内芯给我食。当时我一点都理解不了其中的含意，现在才明白原来福州地处亚热带，老百姓一般不主张小孩子多吃油炸的食品，以避免“上火”。我想，母亲那时的良苦用心肯定基于此，她爱的深沉，也就细心的可以。

　　为了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母亲从小就经常给我讲故事，还从她的口授中背得下几十首唐诗。解放后，母亲在福州女子中学任教，她在不多的工资中，定期为我订阅《儿童画报》《小朋友》《少先队》，使我渐渐地迷上了文艺书籍。当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不满足于阅读家中的藏书，经常在课余、假日步行到福建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借书看。我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夏天，有时把竹席．铺在地板上，伏卧着翘起小脚丫或卷起来把自己包在里面贪婪地阅读。为此，11岁之前，我已读完《石头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一千零一夜》等中外名著，这一切都为我长大后走上从事创作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尽管家中生活条件不好，但母亲还是省吃俭用满足我在家中“摆塔”的要求。这一天，我总会在橱柜上摆满了观音、弥勒、孙悟空、关公、猪八戒等大大小小的土人，并在前面放上一盘几天前用稻谷培植起来的秧苗，还点上三支香虔诚地膜拜。这种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默许和支持，让我的心底里种下了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种子。如今，我虽已年过花甲，但依然对民俗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应邀参加社会上的民俗活动，并能讲出不少的历史典故。我想，这都与当年母亲的苦心栽培所分不开的。

　　母亲于1952年底经确诊为得了白血病后，即由组织上送往沪上就医，因当时的医学并不发达，虽百般救治仍束手无策而于翌年8月逝于上海。我在感念的心情下，写了这些往事，也算是对母亲逝世多年的一种纪念吧。我想，我的母亲虽不及孟母择邻、岳母刺字那么的动人，但使我终生受益。如今，我也用她的教育方式来教育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均已收到明显的成效。我的女儿参军五年，荣立三次“三等功”，返回地方后分配在报社担任编辑；我的儿子因学习成绩优秀，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保送生，大学毕业后从事外贸工作，年年均为国家创汇。他们姐弟俩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优异的成绩。再由于我们一家有传统的读书氛围，2000年12月由文化部、全国妇联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家庭读书评选活动中，授予我们家为“优秀读书家庭”。这一切，都让我经常深深地怀念那长眠地下的亲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