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上坡路和下坡路

　　一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富含哲理的话：

　　“人生的上坡路和下坡路其实都是一条路。”

　　这话用在我的母亲严蜀君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应该是由于出身地主的缘故，92岁的母亲一生坎坷，一生都在走下坡路。一直到晚年，母亲才终于走上了上坡路。

　　1925年11月7日（农历），母亲出生在江苏省泰县俞垛乡（今泰州市姜堰区）一个私塾先生家庭。也就是说，我的外祖父严德群是一位私塾教师。但因为家中省吃俭用，置有三十多亩田产，母亲就此背上了地主出身的沉重包袱，解放后一直在走下坡路。为此，母亲不止一次感叹，说这个地主出身的包袱背得冤啊——她的父亲一生到死，从来内衣都是破旧不堪的，只在外面罩上一件稍显体面的长衫走上讲台。

　　幸亏外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让我母亲得以列席课堂旁听学习。也由此，她认识了外祖父最得意的学生施宗白——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后来成为我的父亲。外祖父算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开明乡绅，思想照样重男轻女。他虽然允许我的母亲旁听学习，却从不发给写字板，也不发给正式的《三字经》《幼学琼林》课本，而以破旧的课本代替。好在母亲头脑聪明，成绩十分优秀，超过多数男生。外祖父不止一次对我的外祖母高巧英感叹——夸我母亲的脑袋瓜好使，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啦。其实外祖父生有一个儿子，就是小我母亲五岁的我的舅舅严骏。舅舅打小就是严家的“惯宝儿”，却因为外祖父在38岁患伤寒症早早病逝了，所以与我母亲一样，没有过上几天的好日子。

　　1949年5月，母亲在江苏老家参加了革命——进入苏北建设学校学习——那是培养“执政”干部的学校。由于母亲有文化，这在参加革命的青年女性中是不多的，所以母亲被分配到新华社一支社当译电员，这是多么神圣的岗位啊。可惜婴儿时期的母亲由于在襁褓中哭泣无人理睬，眼泪把左耳耳膜泡烂了，失聪了，只剩下右耳有听力，所以戴起耳机译电很困难。于是母亲坚决要求离开新华社。还是因为母亲有文化，调动工作的母亲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泰县支行报到。通常的，在机关工作的人，都要下到基层岗位锻炼。母亲便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泰县支行官庄营业所上班。

　　母亲工作积极，年轻人总是有一颗火热的心。所以，在官庄营业所工作的母亲很快被领导看中，提拔为官庄营业所主任，成为年轻的科长——九品芝麻官。

　　二

　　1954年7月20日，29岁的母亲与30岁的父亲在暗地里通信相恋十年后，到上海“旅行结婚”了，两个“晚婚模范”实在摩登得很。其时父亲随叶飞任司令员的三野十兵团解放福州后，正在三野十兵团宣传部任职，就是后来的福州军区宣传部。所以，大龄结婚的母亲渴望早日调到福州工作也在情理之中。

　　1955年4月，母亲手持工作介绍信，从江苏老家的中国人民银行泰县支行（专程到南京经省行转关系）来到了福建省商业局报到。也不知是不是那时候银行与商业局是一家？在福建省商业局报到后，一纸通知下达，母亲被分配到福建省油脂公司报到。到福建省油脂公司报到后，母亲又被分配到福州市油脂公司报到。到福州市油脂公司报到后，母亲再被分配到该公司位于下杭路的台江区门市部上班。

　　“随军家属”母亲从江苏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营业所主任（科长），转眼间变成了一个福建省油脂公司基层站柜台的门市部营业员。

　　1958年，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什么油脂可以储存供应？于是粮食系统与油脂系统合并了。福建省的粮油系统变成了一家人。我母亲这时也就成为福州市粮食局台江分局下杭路粮店的一个营业员。

　　1959年，随着父亲从福州军区宣传部转业，到《福建日报》当“海潮”文艺副刊编辑，母亲也调到福州市粮食局鼓楼区机关粮店上班。这样离我们家当时住的水部路26号机关宿舍近些。

　　1965年夏天，由于工作积极，母亲被提拔为鼓楼区机关粮店主任（科长）。母亲至今对这个“提拔”记忆犹新。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就是“九品芝麻官”了，怎么一个跨省的工作调动就把职务弄丢了，以至于努力上进十年后，才又被“提拔”为“九品芝麻官”——不过是原地踏步而已。何况此“九品”远非彼“九品”可比。

　　动荡的年代里，地主出身的母亲“遭殃”了。她准备投入近在咫尺的滔滔闽江一死了之，一洗清白。转念想想，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子：我最大，十岁；大弟次之，七岁；小弟又次之，四岁。离了母亲如何活法？坚强的母亲只好咬咬牙，硬撑着血肉模糊的双脚慢慢捱到了家——进门已是半夜三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1977年11月，母亲收到了《平反通知书》，掀开人生的新篇章。

　　三

　　也许正是由于母亲豁达的心胸吧，上苍是有眼的，都说“头顶三尺有青天”。不，是清代清官叶存仁说的：

　　“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

　　看不过去的上苍——老天爷开眼了。开眼的老天爷开始眷顾我的一生坎坷的老母亲了。一生在走下坡路的母亲自从进入晚年，顺心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

　　1978年夏天，我与大弟施新宇在全国恢复高考后，同时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和西南交通大学理论力学系深造。

　　1979年夏天，年仅16岁的小弟施霁宇高中毕业，考入南京邮电学院自动化专业深造，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当年邻居戏称施家“一门三进士”。

　　1982年12月，于1977年12月退休的母亲，根据政策，由退休干部待遇改为离休干部待遇。这项待遇的更改，作用实在不小，还惠及了我们施家兄弟“三进士”。主要是一生病殃殃的老母亲看病不要自己掏钱了——至今浑身是病的母亲一天要吃八种以上的药品——价值少说两百元。如果母亲仍然是退休干部待遇，我们施家兄弟“三进士”就得天天凑钱为母亲买药了。

　　1988年2月16日，大弟在天津有了女儿施睿——施家第一个千金——母亲有了第一个孙女。

　　1988年2月25日，我在福州有了儿子施诺亚——母亲有了第一个孙子。

　　2001年10月8日，小弟在新加坡有了儿子施澄——母亲有了第二个孙子。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举行开幕式那一天，小弟在新加坡有了第二个儿子施泽——母亲有了第三个孙子。天下还有比“儿孙满堂”更幸福的事吗？

　　2012年5月27日21时10分，89岁的父亲施宗白病逝后，与父亲一道住院的88岁母亲一度悲哀不已，身体状况不好，我天天提心吊胆的。一晃，快要五年过去，母亲走出了阴影，想开了。92岁老母天天手不释卷，读书写字——天天写日记不算，还天天练毛笔字。

　　从一生坎坷、晚年幸福长寿的母亲身上，似乎真的应验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句话：“人生的上坡路和下坡路其实都是一条路。”而且，赫拉克利特还说过：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难以表现，文化无从施展，力量不能战斗，财富变成废物，知识也无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