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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绑放权”推动国企改革

　　“松绑”呼吁信被国内主要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

　　1984年3月24日，联名发出“松绑”呼吁信的55位厂长经理们一起合影。(资料照片)

　　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1984年3月23日成立大会情景。会上诞生了给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题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资料照片)

　　1984年春天，福建55位厂长、经理敢为天下先，联名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轰动全国，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后来“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即定在我省55名厂长经理发出呼吁信的3月24日。

　　一次始料不及的会议

　　两家企业的典型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与会的厂长、经理们既羡慕又不服，纷纷诉说企业无权之苦，“工厂连建个厕所都要层层报批”

　　“松绑放权”的故事要从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讲起。

　　这个会议的名称是“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时间是1984年3月21日至24日，会议主角是55位来自我省各地的厂长经理，地点在福州第二化工厂招待所。会议主题，一是通过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二是交流搞好企业的经验。会议主持人是研究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福州二化党委书记兼厂长汪建华，会上被一致推举为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第一届会长。

　　据汪建华回忆，像以往其他的会议一样，有些单位作了典型发言。但是，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当时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铅笔厂是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他们拥有比一般工厂更多的自主权。

　　听了典型发言，与会的厂长、经理们坐不住了，他们是既羡慕又不服，纷纷诉说企业无权之苦：同样面临省里下达的工业指标的压力，可人家拥有那么多灵活的自主权，干得心情舒畅，我们却被高度集中的旧体制“五花大绑”，生产计划、原材料、产品、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等全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工厂连建个厕所都要层层报批。人家有的是动力，而我们只有压力，企业被束缚得想干干不动、想活活不了。要是有关部门也给我们一些权，我们的企业照样可以搞好，甚至可以搞得更好。

　　经验交流会变成了诉苦大会。可贵的是，这些厂长经理们绝不仅限于诉苦，而是在诉苦中找出路，压力与动力在碰撞中产生出绚丽的火花。当他们把出路瞄准在五花大绑于企业身上的“绳索”时，这次的厂长(经理)研究会的非凡意义便已初显端倪，而那炫目的火花便是会议之外的收获——呼吁“松绑放权”。

　　“做梦也没想到，这次会议会成为呼吁‘松绑放权’事件的爆发点。”汪建华感慨道。

　　一纸振聋发聩的上书

　　因为是涉及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他们决定以联名呼吁书的形式，直接递交给省委书记项南

　　“松绑放权”事件的核心看点，无疑就是那篇轰动全国的超常规越级要权的公开信。提起这封信，不能不提黄文麟这个名字。

　　黄文麟当时是作为省经委副主任和省企业管理协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的。他说，听了厂长经理们的抱怨，他十分同情和理解，同时也很受感动。他们的这种呼声，是时代发展的呼唤，最终会成为一种冲破旧体制羁绊、深化企业改革的不可遏制的力量。

　　黄文麟说，作为企业管理协会的负责人，他当时想得更多的是有责任正确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这股力量。于是，他与时任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藤能香商量，如何把厂长经理们的心声向上反映。他们共同的看法是：这是涉及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如果打个报告，按一般渠道、一般方式逐级上报，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用一种超常规的方法来反映。于是决定以联名呼吁书的形式，直接递交给省委书记项南。

　　3月22日上午，根据厂长经理们讨论的发言，黄文麟主笔起草了要求下放五条权利的呼吁书，题目就是《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书出稿后，又找来汪建华、龚雄、林进兴等几位厂长经理讨论，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最后在大会上宣读并得到热烈通过。许多厂长经理回忆说，他们当时的确只是抱着一种希望，如果省委省政府能答应其中的两三条，就很满足了。

　　3月22日下午，黄文麟和藤能香拿着呼吁信赶往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他们在离开省委半小时左右，便接到项南秘书的电话说，书记已经看过了，而且做了批示，并把信转给了福建日报。

　　项南的批示就是为福建日报代拟的导语，其中指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3月24日，福建日报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一版头条将呼吁信全文公布。这则新闻后来被评为当年中国新闻奖特等奖。

　　黄文麟说，24日一大早，他们就拿了几十份福建日报到会上分发，大家读后都非常兴奋，厂长经理们更是从拿到报纸那一刻起便开始期待这封呼吁信的回音。

　　一个轰动全国的事件

　　省政府连续颁发9个文件，下放企业管理权。“松绑放权”事件吹响了国企改革的冲锋号，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呼吁信发表的当天，省委组织部就研究形成三条意见，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等三方面，给企业放权。省经委、省财政厅、省劳动局等各有关部门纷纷作出反应，支持55位厂长经理的呼吁，开始“松绑放权”。省政府连续颁发9个文件，下放企业管理权。福州市委、市政府还专门讨论决定采取6条措施，不当“新婆婆”，支持“松绑放权”。

　　由于“松绑”呼吁信切中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要害，发表后立即在政企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成为新闻媒体争相跟踪的焦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而集体的诉求、领导的支持、媒体的配合，也许正是“松绑放权”事件得以影响全国的缺一不可的三要素。

　　3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封信，并加了按语：“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给省委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松绑，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企业管理落后，效益不高，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没有权，厂长经理没有权……这种状况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紧接着，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都在显要位置上转载报道，广播电视也多次播放呼吁信的内容。“松绑放权”成了当时企业改革的热门话题，也成了推动国企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松绑放权”事件吹响了国企改革的冲锋号，许多省市的厂长经理也纷纷要求明确企业生产经营的责、权、利，有的还组团到福建考察学习。松绑呼吁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4月15日，55位厂长经理代表受邀到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红旗杂志社等汇报座谈，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

　　“松绑放权”后，企业经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也是55名厂长、经理之一的翁亨进回忆说，呼吁信产生的影响太令人振奋，有了省里“松绑放权”的“上方宝剑”后，他所在的邵武丝绸厂首先打破了干部的铁交椅，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职工多劳多得，企业效益大增，从1984年开始到1988年，邵武丝绸厂的效益每年增长速度都在2位数以上。

　　据统计，“松绑放权”后的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比“松绑放权”前5年翻了一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