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在甲午战争中，有一个虽在北洋任职，但没有参加战争；自己虽然没有参加战争，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人中，却有不少是他的同学或学生，这个人就是严复。他既在战局中却又在战局外，在局外，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的愤怒、哀嚎和呼唤，来自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局中，他对中国的失败，北洋的倾覆有深刻的反省，着力寻找这其中的奥秘，并试图为未来中国搭建一条通道，那就是走进丛林，遵从丛林法则，彻底放弃王道政治，紧紧抓住霸道政治，用力去说话，而不是用道德示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终于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严复提供的进化论，此后一百多年，不论中国在政治上发生怎样的变化，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怀疑壮大自身走上富强，是唯一的凭借和正途。
   
　　基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之后，一发不可收，根本不再顾及自己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中国旧传统，评判中国旧文化，呼唤维新，呼唤救国，为中国搭建一条通往富强文明的康庄大道，那就是严复独具思想创造的三民主义，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
   
　　至于在民德、民智和民力这三者之中，严复认为一定要分出先后或轻重缓急，而民智为最急。所谓富强，不外乎就是利民，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民，而必自民自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人只有实现了自治，才能获取自由；只有获取了自由，才能实现自利；只有实现了自利，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国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人民成为正常的人民，才不会被西方人视为异类视为怪物。
   
　　严复的这些看法在1895年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震天惊雷，引发国人对传统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思考，许多对中国未来充满关爱的读书人慢慢意识到，严复对中国文明的批判，对西洋文明的推崇可能是对的，现在的中国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东西洋各国已经完成他们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他们需要外部市场，中国必然成为争逐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只有暂时放弃中国人的王道理想，走向富强，用力而不是理去和东西洋各国说话，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