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常书“桃源渔父”的笔名。作为一介书生，他没有孙中山那样的传奇经历，也没有黄兴身经百战的英勇，但却是革命派内最有民主理念和战略眼光的人。

　　宋教仁生在湖南农村，不象很多伟人那样出身在名门望族，甚至一度连学校也上不起。他从小受的也不过是些传统教育，丝毫看不出以后能有那样远大的共和理念。

　　1904年华兴会成立时，年仅22岁的宋就担任了副会长，参与领导长沙起义。随后又前往东京，参与同盟会的组建工作。并且担任司法部检事长这一要职。他与陈天华、程家柽创办《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思想。后来这份报纸改名《民报》，也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

　　1911年到1913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三年，是大革命、大震荡、大转折的三年，是新与旧、正与邪、善与恶、进步与停滞、开放与保守、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激烈交锋的三年。而宋则由幕后走向了台前，由边缘走向了中心，由热血青年成长为革命领袖，由宪政先锋成为了革命烈士，他为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为中国的宪政民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有五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划出了一道闪亮的民主光辉。

　　1911年1 月，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发起创办了《民立报》，出任主笔。他以“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了革命党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一支雄笔抵得上数万雄兵。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革命的精英损失惨重，同盟会的军心受到极大动摇。宋教仁对孙黄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反思，与陈其美等人筹划出了革命三策(一)效仿法国大革命，直接占领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三)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经过分析，一致认为中策可行，遂于7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领导中部起义的指挥中心。宋教仁是实际上的负责人。3 个月后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了这个战略决策的成功，尽管武昌起义的胜利也极为偶然。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却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领导革命，致使领导权落到了旧官僚黎元洪和汤化龙手中。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被袁世凯重重包围的武汉，准备与新政权共存亡。黄出任战时总司令，领导鄂军血战阳夏；宋则负责外交工作，他以自己的政治技巧和对世界公法的熟悉，成功地斡旋了与各国的关系，保证了列强在武汉严守中立。此外，他还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其中《鄂州约法》堪称中国第一部共和法典，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宋教仁充分认识到，革命战争难，而守成更难，破坏容易，建设复难。而革命仅是手段，图谋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地。

　　孙中山回国后，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政府的领导人。但宋并不迷信孙中山，很有自己的主见。孙主张总统制，效仿美国；但宋则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又有二千年的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支援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起初，人们多认为宋教仁权利欲重，直到袁世凯当上总统，大家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远见卓识。在南京临时政府，孙黄本想提他作内政总长，但各派都把他看作一个威胁，最后他只当上了法制局总裁，宋并不介意，积极投入到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中。并以充任民主政权的叔孙通自勉。

　　袁世凯担任总统后，宋聘任农林总长，尽管这不是他的专长，但他还是很认真是投入。很快袁世凯和内阁的矛盾不断激化，大家都看到了袁的专制思想，连昔日袁的亲信唐绍仪都无法忍受而辞职。宋则与同盟会的其它三总长陈其美、蔡元培、王正廷集体辞职，并投身于改革同盟会的工作。袁世凯对宋的才华十分欣赏，对他的思想又十分顾忌，多次企图收买为已用，金钱美女用尽了，宋却不为所动。也正是从那时候起，袁世凯已经动了杀宋的念头。

　　1912年8 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宋教仁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无比的政治勇气，毅然解散了同盟会，在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崭新的政党——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 在九十年前的中国，有如此开放的胸怀，有如此民主的信念，有如此远大的眼光，有如此无畏的精神，是何等难能可贵。

　　在宋教仁的精心策划和严密组织下，1913年2月，国民党在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直接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都取得了过半席位。宋教仁在此前后走遍了南方各大城市，宣传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主张，在国民中取得了极高的威信，赢得了各方面的赞赏。连他的政治对手章太炎、梁启超都对其十分佩服。因此，宋教仁联合了章太炎等人，准备在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推举黎元洪取代阴险的袁世凯。这些活动，无疑让袁世凯大为恼怒，于是就有了3月20日南京火车站的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三·二○事件也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和袁世凯统治合法性的丧失。

　　宋教仁牺牲的时候还不满32岁。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让一个32岁的人出任泱泱大国的总理，是不可想象的，但九十年前却几乎成了现实。宋教仁的死，也使当时的中国丢失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使南北军事对峙无法避免。一个人的生死竟然决定了中国发展的走向，这是宋教仁自己的光荣，但却成了近代中国的悲剧。他就象一颗流星，在近代中国闪现了一道最明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