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不知不觉间已年逾半百。人老了，感慨自然就多了起来，已至天命之年的我，时不时的从内心深处萌发出这样一种感慨：我们赶上了好时代。1960年代末出生的我，亲历了祖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祖国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人人有目共睹，我们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一个“饿”字。那时候在大集体，我们一家9口人，每个月从生产队分回来的谷子是90斤，90斤谷碾60多斤米，平均一人一月不到7斤。这点米先要保大人，大人们要干重活，还有家里平时来的客人。每年春节过后的农历二三月间，家里断粮，麦麸、米糠都当粮吃了。河边柳树一发嫩芽，我和弟弟就提了篮子爬树去采柳树芽。柳树芽又苦又涩，母亲拌些玉米面煮糊糊。我们还采野花椒树芽等。这些树叶子大了不能吃了，漫山遍野的野花开了，映山红，还有葛花等。家乡还有种猪草树，猪草树花很好吃，它的花长长的，圆圆的，有点像蚕，加玉米粉一拌，蒸熟，是那时候的至味。再熬一段，地里的新土豆有了，虽然才只眼珠子大，等不及，将就着让它边长边吃。再然后新麦子出来，这一段最愁苦的日子就算熬过去了。

　　1981年春，家乡开始分田到户。虽说此前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我的家乡从上到下，特别是镇、村一级的干部，却顾虑重重。我们村给每家每户分了田，但每块田，村里都按往年的收成估了产，村里说，等粮食收起来，各家把估产的量上交集体，多余的才能归农户自己。

　　我家里水地旱地一共分了4亩3分。其中有一块地1亩3分，完全是“农业学大寨”开山改造成的，产量很低。当时这块地种的是蚕豆，生产队估产50斤。也就是说这块地的蚕豆收起来上交集体50斤，剩余的才归我们家。 分到地的父母亲兴奋无比，他们起早贪黑扑在地里，草锄了一遍又一遍，地里连一个小石子都被拣拾得干干净净。有人讥讽说，你们这么下力，谁知道他们说话算不算呢，嘴在他们身上，他们随便一句话再把田收回去，就算田不收回去，把收的粮食都交回去，你们这汗就算白流了。

　　当时有此顾虑的人们不少，父亲也将信将疑，但还是没放弃侍弄那些地。蚕豆成熟，连禾秸一起割回来，摊在场上晒干，再用连枷打出来。父亲把打蚕豆的时间选在晚上，选在这个时间别有用意，一是晚上凉快些，最主要的，父亲凭目测，这些蚕豆远不止50斤，父亲担心被人知道丰收，村里会要求多交。父亲和母亲两把连枷，我和弟弟帮忙，一直忙到晚上12点多，蚕豆终于弄出来了。父亲找来麻袋，整整装了三大麻袋，有400余斤。父亲赶紧把蚕豆扛进屋，收好，慌得贼似的，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有这么多粮食，虽然是杂粮，但也足够意外和惊喜的。

　　更让人惊喜的是，生产队竟然“变卦”了，原先说的按估产交粮，粮食收上来，竟说不要了，全归农户自有。这一下，不再藏着掖着，各家收了多少粮不再是“秘密”，有人甚至还炫耀起来。

　　改革开放第一步，解决了人们“吃”的难题，不再饿肚子。现在，人们对“吃”越来越挑剔，越来越讲究，饮食讲科学，营养要搭配，“吃”从“量”到“质”，发生了美丽的嬗变。弹指一挥40年，我相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幸福生活比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