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是工程吗？如何对于文物价值进行评估？对于复建问题，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看来，以文物保护来说，应该是研究项目，而不应简单地视为工程，“如果将它作为工程看待，文保工作不可能做好。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宋新潮是今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的2017（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以下简称“建博会”）作这一表示的。“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摘要刊发宋新潮在开幕当天的主旨发言。

　　契机：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根据官方统计数字，经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176万件。与此同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了七批，国家文物局也正在进行第八批遴选。目前，中国已有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不久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鼓浪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可可西里等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排名第二。在宋新潮看来，这并不意外，中国当仁不让，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文物保护的资源和基础。但如何保护它们，也是文物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宋新潮列举了目前三个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影响最大的方面。

　　首先，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变化。今天中国有能力做很多过去想做不能做的事情。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包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技术方面，中国与国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不断交流、学习中，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保护？

　　第二，我们的社会从没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组织的参与，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社会力量始终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

　　今天，随着经济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更多社会团体愿意为文化保护做贡献。此外，文物保护事件往往会成为社会事件，例如黑龙江刘亚楼故居被拆除的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关心文保工作。此外，国家文物局有一个举报中心，每天也会接到各个方面的反映。

　　第三，从政府、国家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保护，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主导、负责的。由于近代国家产生，国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如今，文化遗产保护更是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于古物的爱好，更多时候，也体现了国家意志。

　　问题：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不一定是文物保护

　　在宋新潮看来，有了社会的支持和监督，有了经费的保障，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认为，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认识问题。什么是文物？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为什么保护？很多时候，有一些观点的分歧、矛盾，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观念不同。比如，新技术能不能用？复建是不是文物保护？在他看来，现在有很多古城，把城重新修建起来，很多地方投入了巨资，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文物保护。此外，配合基础建设的同时，新发现文化遗产如何处理？新旧建筑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第二个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推出了很多制度方面的要求。但这些制度和文保的关系如何？比如，文物保护算什么？目前各个方面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程。按照工程的概念来实施、管理，经费采取招标的方式，采取监理的方式，设计和施工分离。与此同时，很多方面出问题，也是制度方面的。在宋新潮看来，将文保视为工程，其核心是体现了系统性、多样性和连续性。但是典型的工程项目和文物保护还是有很大区别。文物保护，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研究项目。因此，在制度方面，应当进行相应调节。

　　第三个是人才问题。按照国际标准，文物保护需要有四个方面的人员参加，包括建筑师、考古学家、规划师和法律工作者。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人才偏科比较严重。在中国，考古学家比较多。建筑师大多忙着在盖新房子，比较少关注历史建筑，也很少有人从历史建筑中得到启发，给今天的建筑设计带来启发。近年有一些规划师加入到文保工作中来，但相关方面始终在强调文保要纳入地方规划、纳入城乡规划，却始终没有纳入进去。此外，当然也需要相关法律的规范。宋新潮表示，而今，有很多大学、专业研究机构投入其中，但是针对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投入还是很有限，更不要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包括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专家，比方说工匠。在中国，有一个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不动手，不做事。因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都是很缺乏的。特别是了解整体工作各个具体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