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游烟”，一个经济学视角

　　治理室外“游烟”，上海率先出手。今年3月，上海在武康路等8个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网红”地标场所采用增加控烟宣传元素、安排志愿者“随时劝”等柔性引导方式，探索减少室外二手烟现象的路径。

　　何为“游烟”？你肯定不陌生。走在马路上、候在停车点、站在景区闸机口，随时可能碰见一个吞云吐雾的人，进而闻到空中飘来的那股刺鼻烟味。

　　在“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被写入我国法条的10余年后，“游烟”终于在局地进入“禁烟”的新一轮管理范畴。其背后，有人们健康意识的深度觉醒，有“忍一忍也过不去”的个体权利的强烈觉知，更有“高质量呼吸”与“二手烟弥漫”之间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大背景。

　　人们对于无烟公共环境的渴望日益强烈。上海多部门曾联合对超万名市民开展“游烟”相关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其中近六成市民经常遭遇“游烟”，逾九成市民对“游烟”表示反感，超七成市民表示不能接受“游烟”。而前不久，在上海迪士尼，一名父亲为维护自己婴儿的健康与同在排队的吸烟者发生争执，也成为这一社会现象的一个注脚——当无数个体遭遇形成一种社会性无助时，该议题显然需要被置于更高的社会层面去思考、讨论，探索更有效的“公共解”。

　　事实上，从此次上海试点过程中试图调动各方力量也能看出处理这类问题的“成本之高”“共治之难”。试问，一个个体如何能同时叫来城管、文旅、环卫、街道、警方等多方人员赶往现场，处理这样一场“道理上清晰、却解决时迷茫”的对峙？——唯有将个人纠纷的成本平摊进社会治理的成本。

　　这种成本如何降低？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这样一种 “理想状态”——一个吸烟者的旁边，恰好站着一个喜欢闻烟味的人，两个人偏好互洽，没有需要额外调节的“口舌”、没有必须额外支付的罚金。

　　当然，你认为这不过是经济学假想的“平衡状态”，现实中怎么可能？可如果，经过长期的宣传引导，“不在室外公共场所吸烟”逐渐成为像“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地吐痰”一般的常识，这种社会治理的成本会不会降得更低一些？如果，通过严格立法执法，让“游烟者”像面临“违停会被贴罚单”“酒驾会被吊销驾照”等惩戒时一样担心，这种平衡状态会不会更容易逼近一点？

　　更具体来说，是反复试探“游烟客”内心“成本”的刻度，即抽一次烟的快感，究竟会在多少人劝导后消退，在多少金额的罚款后被浇灭，在多少次路过提示牌后变为羞愧？

　　通过明确制度法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社会风尚等“交易规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对错”，从而跨越那些矛盾频发的模糊地带，逐渐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化、找到合作共行的最优解——这是“游烟”治理的经济学启示。

　　当然，向这一“平衡状态”靠近的过程必定是艰难的，也是需要分阶段推进，他山之石可以例证。英国威尔士2017年宣布将无烟区扩展到室外公共空间的计划；2021年使“在学校门口抽烟处以100英镑（约合909元人民币）罚款”的规定落地生效；2024年，计划将室外禁烟区域扩大至酒吧、花园、户外餐厅，以及儿童游乐场、医院附近等特殊场所。

　　而今，上海迈出“户外禁烟”先行先试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哪种方式更有效，还有没有更合适的手段，不妨期待上海以及未来更多城市的试点效果。但至少，我们迈进了“禁烟治理”的一个新阶段，每次跨越，都是一次文明水位的抬升。（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