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会客厅|董琨:斗室之中 泛舟辞海
本期嘉宾
董琨 1946年生,福州鼓楼人。主要学术专长为汉语言文字、辞典编纂及研究,现从事古代汉语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是商务印书馆《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委员和主要修订者之一,《现代汉语大词典》主要编者之一。个人主要著作有《中国汉字源流》《商周古文字读本》(合著)《启功评述集稿》《述学集》等,并编有《启功书法别集》《启功临黄庭坚二帖》等。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词、热词层出不穷。和炫目的大千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辞典编纂者们专注的文字世界。
一本辞书,一张卡片,一支笔。30多年来,董琨身居斗室之中,却泛舟浩瀚辞海。在每一本辞书的最新修订版还没推出之前,他必须反复斟酌,穷尽可能地捕捉汉语里的微小改变,及时记录下中华文明凝结于文字中的丰硕成果。日前,记者来到董琨在北京的家,对他进行了专访。
不老的辞书
采访当日,我们人还没到,老先生家的门已提前打开。站在门口,我们正要打个招呼,屋里头就侧出了张和气的脸。
“来,快进来坐。”今年78岁的董琨向我们走来,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一开口还带着亲切的福州腔。
董琨现居北京的一个小区单元楼,屋里目之所及全是书。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都是高高摞起的各类辞书和资料。更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老先生竟还备好了“见面礼”——一大桌和福州有关的书籍。这是他提前一天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大多是从潘家园淘来的书,专门供家乡来的客人参观”。
董琨在北京的家中向记者介绍他收藏的与福州有关的书籍。记者 蓝瑜萍 摄
董琨爱书是出了名的。他身后的那一墙书柜,装着他与书为伴的职业生涯——新旧版本《辞源》《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把书柜撑得满满当当。作为这些辞书的主要修订者之一,董琨大半辈子深耕其中,是中国语言学会较早的一批理事之一。
说话间,他转身从书架抽出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本已经修订到第七版了,我参与修订过三四个版本,现在语言所在准备第八版”。
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许多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曾受益于《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这本词典已售出超千万册,因此获得了“无声的老师”“智慧的扁舟”等美誉。
董琨始终坚信,“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权威辞书可以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提供基础性的文化支撑。因此,对于这份事业,他永葆热忱,“辞典编纂对于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知识水平意义非凡”。
但任务也比想象中更难。“辞书一定要跟上时代,要不断地修订。”现场,董琨翻出一本关于“元宇宙”的新书,读过的书页还做了笔记。
“就像‘元宇宙’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本美国畅销书中就出现了,没想到在30年后爆火。”董琨说,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探索是他们的职业要求。“自己都不懂,那还怎么编词典,怎么给人家学知识呢?”
长者的呵护
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董琨总能得到“贵人”相助。
不过是去北师大校医院就诊排个队的工夫,就结识了中国当代书画家、古典文献学家启功先生,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忘年交”;通过有同好的朋友引荐,和书法家郑诵先搭上话,还得了珍贵墨宝和谆谆教诲;硕士毕业论文得到学术前辈杨伯峻来信指导,尚未见过面却倾囊相授,信件内容堪称小型学术论文……
10月,董琨回榕参加《缅怀集》新书发布会。记者 林双伟 摄
后来,董琨专门出了本《缅怀集》,感念曾经交往过的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大家、文学家等,秉笔直书与他们之间的逸闻轶事。
这些老先生们眼中的小董:喜欢读书和写字,勤学好问,其人甚为笃厚,亦有大志,孺子可教。
董琨眼中的他们:德高望重,没有架子,对年轻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令人如沐春风。
当时还是“小董”的董琨,经常向郑诵先老先生请教各种问题。“文革”期间,董琨被分配到广东山区县,心情压抑,诵老出于对小董的关切,很快回了信,洋洋洒洒整整两大张毛笔字。
“倘能育成杞梓,登诸明堂,何地无材,正待足下开辟阴翳,棫朴作人,为之开山立基,又何可以平远小县小镇徒自郁郁为哉?”
诵老、启功先生等人对董琨的教诲,不仅仅在文字、书法上,更多的还是从自身阅历出发,站在传统知识分子角度,亲自指点董琨读书做人。
当然,还少不了墨宝相赠。时隔将近半个世纪,董琨仍细心珍藏着每一幅字画、书信,先生们的教诲也言犹在耳。“这些都是‘镇宅之宝’,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董琨说。
一路走来,董琨将这份“长者的呵护”,称之为中国学术界的优秀“道统”——师道传统,薪火相传、代代传承。
从青丝到华发,现在的董琨同样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跟年轻人接触,这样才能一直保持朝气。”
执拗的智者
因文字功底扎实,董琨常被误认为是中文系学生。对此,他总是谦逊地解释:“我并非科班出身。”
1965年,年仅19岁的董琨收拾好行李,从福州北上,昂然进京。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北京师范大学,前往该校攻读生物学专业。
对董琨而言,读什么专业倒是其次,毕竟高考志愿填报单上他连林学院、农学院都报,8个志愿背后唯一的共性就是“北京”。
年轻时的小董有两个执念:一个是去北京,满足他对书籍里、课本中书写的文化中心的向往;另一个则是由爱好变专业的古汉语、古文字。
当研究生考试正式恢复后,董琨牢记诵老嘱托,报考了中山大学,随后被古代汉语专业录取。毕业后,董琨还是一门心思想回北京。
回京后,董琨火过一阵,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国家开放大学)的“明星老师”,但没待几年就申请了调职。
1988年,董琨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相当于古代的“翰林院”,他被分配在词典编辑室,参与维护、修订国家品牌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现代汉语大词典》。
众人眼中的编词典工作,是繁琐且枯燥的,但董琨却能自得其乐。
修订词典是从“勾词”开始的。汉字历经千年,古老却具有生命力,修订词典的人要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各种出版物中,“勾”出新词。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大家是怎么用的,使用了多少次……都要一一记录。
“我修订《辞源》的时候,词条非常多,字也很小,一天要看几百条。虽然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脸都看瘫了,但还是很值得的。”他想起福州一中的学长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写下的宏愿,“为天下人谋永福”。在董琨看来,修订词典就是一项“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事业。
不改的乡音
今年10月,董琨又回到了家乡。这一次,他带着新书《缅怀集》和家乡的朋友们见面。
现场,老先生兴致很高,还秀了几句福州话。“真是太地道,太标准了!根本听不出在外工作生活半辈子。”发布会现场,有读者扬声道。
年岁渐长,董琨记忆深处最干净、最纯粹的东西似乎又被翻了出来,家乡也愈发“柔软”了起来。
新书发布活动上,董琨和家乡的读者们交流并为大家签名。记者 林双伟 摄
董琨自称三坊七巷的“土著”。高祖父董道行是清末举人,生前曾随沈葆桢赴台执教。曾祖父董执谊是个藏书家,修订刊行《闽都别记》,还曾在南后街开设“味芸庐”书店。
“从小在家受到不少文化熏陶。”年逾古稀的董琨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家里举办的雅集。
当时的文人爱玩一种叫“诗钟”的游戏。点燃一炷香,大家开始轮流用给定的主题作诗联。等这炷香烧到底就会把一根线烧断,线断了,一个锤子就会掉下来,敲响底下的钟,游戏也就到点了。作完诗联,大家还要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一出,还要大放鞭炮。据董琨说,这种发源于福州的文人游戏,后来还被带到了北京,甚至还流传到台湾。
上了中学,除了在福州一中熬夜看书的时光,董琨还记得自己常常和三牧文社的社员们,前往福州西湖放声唱歌、朗诵的夜晚。夜晚月光如水,湖面如镜,少男少女们无忧无虑,尽情歌颂文学和理想。那时,董琨才上高一,就已经是福州一中三牧文社的社长。
回忆在福州度过的童年、少年,如此清晰、真切。
董琨向母校福州第一中学捐赠文人书法作品。(福建教育出版社供图)
借着此次新书发布的契机,董琨还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办公楼一楼举办了小小的“文人书法展”,展出的是多年收藏的近现代名人名家的书法作品。他将这些藏品中的绝大部分捐赠给母校福州一中,并期望在位于三坊七巷的曾祖父董执谊的故居办一个书法教育基地,为家乡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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