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福州古代藏书楼

螺洲陈氏五楼之一的赐书楼。 林双伟/摄

福州山水俱佳、人杰地灵，自古便是书香之地。五代后梁时，翁承赞从长安辞官回闽，在《书斋漫兴》诗文中自豪地说“：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中即吾家。”宋代理学家吕祖谦在福州古城送别师兄朱熹，有感而发写下“：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明朝闽县人陈煇直言“：最爱凤池灯火夕，卧听四壁读书声。”晚清，沈葆桢孙女、“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作诗咏叹“：莫谓索居苦，读书可解忧。”崇尚读书、爱好藏书、热爱教育，深深印刻在了福州人的文化基因里，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

沿着三坊七巷，循着朗朗书声，追溯福地文脉根源，我们走进一座座福州古代私人藏书楼。

(一)

福州别名“三山”。三山皆名山，三足鼎立，深藏而不露。

于山地处市区东南隅，形状如巨鳌，上有鳌顶峰，边有鳌峰坊。于山北麓，鳌峰坊南，观巷宛延。走进一座门口悬挂着“红雨楼”三字牌匾的素食馆，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馆主”小简娓娓道来……

“红雨楼”的主人叫徐㭿（1512-1591年），明嘉靖年间贡生，官至永宁令，喜交游，好积书，建楼藏书。由于该楼四周遍植桃树，春天桃花缤纷，恰似“红雨”，由此得名。

在徐昂的言传身教下，徐熥、徐（火勃）兄弟一生不仕，却嗜书如命，不停地捜书、访书、购书、抄书、编书、刻书并勤奋著书。兄弟二人著述宏富，流传至今的有《徐氏红雨楼书目》《红雨楼题跋》《幔亭集》《晋安风雅》《鳌峰集》《笔精》等几十种之多，为复振闽诗风雅作出不懈努力。

身为布衣，藏书的艰辛可想而知。徐氏兄弟收藏的图书，有的是向他人借回家抄的，有的是朋友赠送的，但大部分是自己拿钱购买的。徐熥“好侠喜义”，家不富却好周济，有“穷孟尝”之称。加之兄弟二人嗜书成癖、大量购书，本不富裕的家庭日渐拮据，甚至到了“饥无粟、寒无衣”的地步。徐熥39岁时英年早逝，此后“家食弥艰，不得不糊口于四方”。徐（火勃）靠修志增加收入，常常靠好友接济。

“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徐（火勃）曾在《读书乐》《题绿玉斋》等文中写道：“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平身无长物，满壁琴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徐（火勃）偶得风寒在家养病，听到门外有人叫卖一部《丁鹤年诗》，他喜形于色，不顾家人反对，把买药的钱拿去买书，一口气读完全书，“顿觉心旷神怡”而“倏然病已”，成为一时佳话。

继“红雨楼”之后，徐氏兄弟还省吃俭用修建了“绿玉斋”“汗竹巢”“宛羽楼“”偃曝轩”，这五座叠立于山北面的藏书楼，成为当时福州的文化地标，藏书最多时达七万多卷，其中有不少是宋元秘本。“红雨楼”在福州文脉上留下了极其厚重的一笔，有学者认为，“红雨楼”所藏珍贵书目，远远超过当时的宁波“天一阁”。

难能可贵的是，徐氏兄弟提出“传布为藏”的理念。“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不论是谁，凡是到他家借书看的，他们总是以礼相待，端出茶水，拿出书来。“红雨楼”成为当时寒儒的求知所。

除徐氏兄弟外，晚代晋安诗派的核心人物曹学佺、谢肇淛、邓原岳等，均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曹学佺（1574-1646年）一生历任北京、南京、四川、广西、陕西等地官职。他勤学不倦，嗜书如命，四方搜书，在“石仓园”中藏书达数万卷，“朝朝亲简册，日日弄雌黄。灯案三冬足，书橱两脚藏”。曹学佺是“红雨楼”的常客，与徐氏兄弟往来甚密，经常在一起吟咏酬唱，还资助徐氏兄弟营建“宛羽楼”。

善聚善读，用心精勤。福州古代藏书家不是为藏而藏，而是把藏书同治学结合起来，他们既是藏书大家，同时也是著述等身的大学问家。据统计，曹学佺一生著书16部共1277卷，逾百万字，涉猎文、史、诗、词、曲、戏等，其中《石仓十二代诗选》收录的诗歌上起汉代、下至明代崇祯年间，时间跨度1600多年，共888卷，相当一部分被收入《四库全书》。同时他还是尝试编写“儒藏”的第一人，也是闽剧儒林戏的始祖、寿山石“田黄”的发现者。“藏书万卷，著书千卷”，曹学佺为福建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走出观巷，进入鳌峰坊，这一带至今仍文脉繁兴，鳌峰书院修葺一新，福州格致中学、延安中学、福州教院二附小等周边名校林立，占据着福州教育文化的“鳌头”。

（二）

从福州西湖公园南门出发，沿着通湖路向南行走400余米，来到文藻河畔的林则徐故居。

林则徐故居又称“云左山房”，是清道光初年林则徐为官后购建的旧屋，其中的主体楼“七十二峰楼”是林则徐的藏书地，楼内有一副林则徐的自题对联“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勉励后世子孙勤奋读书，不断进取。据说这座藏书楼的大堂中，曾经悬挂着曹学佺的《贞松图》。

自幼饱读诗书、从鳌峰书院走出的林则徐，养成了坚韧向上、勤奋好学的品行，读书、爱书伴其一生。为官四十载，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不管身在何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间断读书与藏书，“在官时无日不读书，暇手一编，数十年寒暑不辍”。在任京官期间，他利用京师藏书便利条件，广泛搜罗各类书籍资料。谪戍新疆，他随身带上各种书籍，“以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箧”，并写下《载书出关》一诗，“纵使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与他一生好读修身是分不开的。

爱书如痴的林则徐，还常常吩咐家人好友帮忙搜集书籍。他的藏书数量大、种类多，其次子林聪彝曾据其藏书编成《云左山房书目》一书，按经、史、子、集、方志、时文六个部分排列，总计有1708种，仅方志多达270种。如今，林则徐的藏书星散四方，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均有他的藏书。

福州古代藏书家的家学渊源深厚，受诗书传家的影响，家族世代藏书不在少数，父子、兄弟藏书更是多见。龚易图家族七代藏书，叶大庄家族五世藏书，陈宝琛家族三代藏书，何蔚然、何治运父子藏书，李彦彬、李彦章兄弟藏书。福州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年）更是其中的典型。

梁氏为书香世家，从梁章钜往上数十六代，每代都有人获取功名。藏书是梁家世代必行之事，其叔父梁上国是乾隆年间进士，也是清朝著名的藏书家。纪晓岚曾说：“闽中巾卷世家，以长乐梁氏为第一。”

走进三坊七巷中的黄巷36号，来到了梁章钜故居。唐代闽中大儒黄璞曾任崇文馆大校书，中年后在此建起一座藏书楼，名曰“小黄楼”。数百年后，梁章钜买下黄璞故居旧址，新建藏书楼，命名为“黄楼”，将由京师带回来的大量金石图籍收藏其中，常邀友人前来吟咏唱和。

梁章钜累官至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配合林则徐主张禁烟、抗英。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梁章钜从家乡晋京任职，路途中写下一首《载书谣》，不仅随行五车尽是图籍，还一路行一路买，不亦乐乎，“余性喜购书，宦游江南所得愈多”。在全国各地为官几十年，闲暇时，他四处探访，广为搜集，在《归田琐记》中自记藏书之好，“非书籍无以自娱”。祖传藏书，四方购书，勤奋刻书，朋友赠书，梁章钜的藏图书达10万卷之上。

梁章钜一生勤于著书，共有著作70余种，被称为清代著书最多的地方大员。林则徐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赞道：“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他编写的《楹联丛话》，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楹联的著作，被楹联界誉为“开山之祖”。

彼时的福州城，书香弥漫，藏书楼林立，藏书之家比比皆是。除了梁章钜的“黄楼”外，林佶的“朴学斋”、李馥的“居业堂”、郑杰的“注韩居”、陈寿祺的“小嫏嬛馆”、何蔚然的“西郊草堂”、李大玢的“井上草堂”等，藏书均在十万卷以上；萧梦松的“名山草堂”、叶观国的“绿筠书屋”、谢章铤的“赌棋山庄”、杨浚的“冠悔堂”、郭柏苍的“沁泉山馆”等，藏书也在五万卷之上。据《福建藏书家传略》一书统计，福州藏书家从唐至元代11人、明朝29人，至清代呈现井喷之势，达到110人之多，占福建省藏书家总数近六成。

清康熙以降，以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的繁荣，以及马尾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兴起，使福州读书、藏书风气更趋浓厚，成为全国教育文化发达地区之一。

（三）

螺洲，又叫做螺江，因为盛产柑橘，被称为橘洲；又因为鲜花甚多，也叫做百花仙洲。螺洲位于南台岛的东南端，离福州市中心20余公里。

螺洲陈氏是近代福建最显赫的官宦世家之一。螺洲陈氏第十三代陈若霖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好收藏金石书画，建有“赐书轩”，藏书达五万余卷。从陈若霖算起，螺洲陈氏子孙陈景亮、陈承袭、陈宝琛、陈懋鼎等，连续五代出进士。其中，陈若霖的曾孙陈宝琛（1848-1935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中法战争后，陈宝琛因“荐人不察”被连降五级，闲居在家达25年之久。贬官回乡后，陈宝琛在螺洲先后建成“陈氏五楼”——赐书楼、沧趣楼、还读楼、晞楼、北望楼五座藏书楼。陈宝琛长期在武英殿、国史馆任职，参与《德宗本纪》《德宗实录》的编纂，接触到不少珍贵图籍，从内阁抄录了不少秘本孤籍。作为溥仪的老师，陈宝琛还得到不少“赐书”。他还收购谢章铤“赌棋山庄”、许贞干“味青斋”等著名藏书家的珍本。“陈氏五楼”藏书十余万卷，其中有不少是绝世孤本、私家秘本、珍稀手抄本，有“清末甲于全闽”之誉。

晚清榕垣，与帝师陈宝琛齐名的，还有福州“北门龚家”后人龚易图,二人望重士林，人称榕城“南陈北龚”，城北龚易图的“大通楼”与城南的“陈氏五楼”交相辉映。

龚易图（1835-1893年），清咸丰九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北门龚家”世代为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祖上世代多为著述、刻书、藏书之人。龚易图的玄祖龚一发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嗜好藏书，聚书万卷。高祖龚景瀚官至兰州知府，更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曾藏书三万卷。龚氏家族七代藏书，在龚易图这一代达到了顶峰。

光绪三年（1877年），龚易图在福州乌山西侧兴建“双骖园”，院内筑“乌石山房”用以存贮藏书。光绪十四年（1888年），龚易图辞官回到福州后，潜心著书，广置园林，修建集厅堂、居室、祠堂、园林于一体的“三山旧馆”。其中，藏书楼“大通楼”楹联为“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大通”取“大家通用”之义，藏书楼由专人负责管理，鼓励亲友及邻里子弟好学者上楼阅读抄校。

据龚易图和其孙龚礼逸编写的《乌石山房藏书目录》和《大通楼藏书目录》统计，“乌石山房”“大通楼”藏书多达3500多部、近16万卷，成为福建藏书最多、建筑面积最大的藏书楼。龚氏藏书楼收藏不少宋刻、元明清善本，囊括了徐氏“红雨楼”、谢肇淛“小草斋”、林佶“朴学斋”、郑杰“注韩居”和刘家镇“翍均居”等明清福州著名藏书家的旧藏珍籍。

在“经世致用”的思潮和学风带动下，福州藏书家展现出开明通达的一面，他们主张“藏以致用”，化私藏为公用。“善藏书者，不藏于私而藏于公”，陈宝琛把毕生精力积聚起来的藏书捐赠给福建各大图书馆。龚易图家人将“大通楼”3.8万多卷、1万多册藏书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古籍共有98部，其中就有58部是龚家捐献的。从徐氏“红雨楼”散出的书籍，也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公共图书馆，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室还保存着不少铃有“红雨楼”印章的古籍。这些古籍成为专家学者和高校学子开展学术研究的“宝藏”。

福州何其有幸！在那个刻书不便、一书难求、古籍难存易失的年代，一大批私人藏书家嗜书成痴、爱书如命、世代传承，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雅情逸趣，出现了书声满城、人文渊薮的文化现象。

福州何其有幸！一批士大夫在外为官政声卓著，晚年归隐返乡，兴建藏书楼和书院学堂，藏书、著书、教书，筑起了一座座文化宝库和精神灯塔，众多学人从中得到文化熏陶和知识滋养，名人辈出，群星璀璨。

福州何其有幸！一代代私人藏书家以广阔的胸襟，“传布为藏”“流通开放”，甚至无私将藏书捐出，最终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到现当代公共图书馆中，历代珍本由此传藏不辍，历经数百年风雨，“闽都”文脉得以绵延不息。（陈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