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才是“闽一中”

　　林国清/文 吴国棋/图

　　我的母校叫“闽侯第一中学”，简称“闽一中”。教导主任吴衡均说，学校与福州一中同源，都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闽浙总督许应騤遵旨创办的“全闽大学堂”。总教习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士叶在琦，在“正谊书院”设“正斋”。

　　内迁改名

　　第二年，清廷公布《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全国只设京师大学堂一所，各省会改设为高等学堂。于是“全闽大学堂”改为“全闽学堂”，不久又改称“福建高等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叶在琦病逝，由“全闽师范学堂”监督陈宝琛兼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校址迁“凤池书院”。

　　总教习也好，监督也好，都是现在的“校长”。民国元年（1912年），“福建高等学堂”改名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因校址在福州，简称为“省福中”。抗战时，“省福中”内迁，其中的初中部迁闽清县。抗战胜利后才回迁闽侯县的南屿镇，改名曰“福建省闽侯中学”，简称“省闽中”，不久又改名“闽侯第一中学”。这一段历史，成了“闽一中”的光荣和骄傲。

　　“萌芽”诞生

　　我是上世纪50年代考进“闽一中”的。那时正值迁址到闽侯县城门乡三角埕的时候。但校牌还没有挂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仍然称是“省闽中”的学生，其生源来自福州市区和附近的郊县：有福清县的、长乐县的、闽清县的、永泰县的、连江县的，但最多的当然是闽侯县的。

　　郊县的学生都比较勤奋和朴素，他们不但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课外更是能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比如说，学校举办有各种的文学讲座，还举办有各种征文竞赛。文艺的气氛很活跃。有一次，听完讲座后，一个叫张春生的同学，心血来潮，串联了同班的几个同学，商量要组织一个文学兴趣小组，名称都定下来了，就叫“萌芽文学兴趣小组”。那时候北京有一刊物叫《萌芽》，很能够吸引我们的眼球。因此，大家都同意了。成员有4人，除了张春生外，还有我、张寰（团支部宣传委员）、陈厚（团支部组织委员）。没选组长，但张春生出力最多。他不但负责联络，还负责草拟计划、催写稿件、组织评稿、推荐文章等，因此我们进步都很快，心情也很愉快。

　　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一次征文竞赛，在早读的时间，现场限时写“闽一中的早晨”，我和张寰都得了一等奖。于是，我在学校里，慢慢有了一些名气。以后张春生、张寰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厚考进北京地矿学院。我与张寰还经常有书信往来。他开玩笑说：“北大的女生比粮食更紧张呢！还十分留恋在‘闽一中’时的日子。”但不久传来的消息说，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去，他“一不小心”就成了全国近代著名文学家郭先生的女婿，以后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担任了几十年的编辑，大校军衔。后来，郭先生病逝，我果然在《人民画报》里，看到郭先生全家遗属的照片里有张寰的身影。

　　“萌芽”历险

　　“省闽中”也好，“闽一中”也好，其实就是同一所学校。虽然刚刚迁校，才建有一座教学大楼，但周围的环境很美，比如说那一座山叫城门山，山顶有鳌顶峰、魁星石、飞来石、金鳌抱蛋、牛石奇象、金箱玉印、江风山月、泉石烟霞、岩屏、石障、龙冠井、自成桥、龙溪夜月、白云禅寺、文光宝塔和郑湜故居等胜迹。宋开禧年间郑靖《城门山》诗刻：“城山正在江之中，江外回环山万重。我从此山发天秘，一拓无尘山色浓。”宋朱熹题刻有“自成桥”三字。那时山上种有许多桃树，初春时节，桃花盛开，满山遍野，我们就称这山叫“桃花山”，结伴到山上温书，也写有不少诗歌。

　　当时，学校的政治气氛也很浓。浓得差点要把“萌芽”扼杀了。原因是张春生的那一本写有“萌芽”成员名单、宗旨、计划和习作的笔记本，被班主任“缴获”。班主任大惊，以为“萌芽”是反革命组织，立马报告校长。校长也立马召集紧急会议，并派出专人进行一段比较漫长的内查外调。但查来查去，查不出一个“反”字的内容。最后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的特别关爱，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让我们“有惊无险”了一回。于是，我们的“萌芽”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在自由、广阔的天空下萌芽、开花、结果。

　　几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由于福州区划的调整，闽侯县治迁址闽侯县的甘蔗街道，闽侯一中也随着迁址甘蔗街道。原三角埕的“闽侯一中”，改为“福州城门中学”。按学校源流的前世今生论，今甘蔗街道的“闽侯一中”是原来三角埕“闽一中”迁来的，是我们的母校。但今三角埕的“城门中学”是原来的“闽一中”改名而成的？教室也好，操场也好，都是旧时的模样，也当然是我们的母校。因此，无可厚非，我们就有了两个母校。2001年，位于甘蔗街道的“闽一中”举办百年校庆，三角埕的“城门中学”也举办百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