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最穷困人口:人畜同屋、1年最多吃3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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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知子罗贫困村,一位小孩在家门口张望(3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
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9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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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一个贫困样本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3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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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的马依村村民尔日曲吉在破旧的房屋内吃土豆。尔日曲吉跟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主要靠吃土豆充饥。 新华社记者周相吉摄
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获奖者是尔日书进14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500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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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的几名孩子站在村里的一处空地上(3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地摄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有上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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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弄哄组,66岁的村民蒙二妹站在自家居住的房屋前,她和儿子兰金华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3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衣食住行,样样令人心酸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一盏昏暗的灯泡下,柴草、杂物、简单的农具堆在一起。长年烟火凝成的一条条黑毛絮从房顶、木架上垂下来。角落里篾片围成的两个小窝,就是母子俩的“卧室”。
前一阵房顶漏雨,兰金华只好到隔壁弟弟家打地铺。弟弟的房子是几年前政府补贴2万元建的砖房,但至今没有门板,只挡了块竹编的薄片。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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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葛家村龙母屯一贫困家庭的住房内景(3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居住。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在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78岁的汪达开住的石屋已建了三百多年,一面墙已消失,仅剩三面,如一个横放的“U”形,正对着长长的巷道,积雪和冷风直灌进屋。
——吃饭。
在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污生村加堆寨,记者去了乡人大代表、51岁的村民组长龙老动的家。一只白色塑料桶里有五六斤猪挂油,就是全家3口改善生活的美食了,做饭时切一小块,在锅里擦一擦,就算是有油了。而大部分时间,就是清水煮野菜。
记者正在采访,忽然有人拎来一只大公鸡。原来是龙老动要留我们吃晚饭,他家没有鸡,就跟邻居借了一只,准备杀给我们吃。他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却要杀鸡给我们吃。谢绝时,记者的心情实在是难以描述。
他那台电视机是全寨19户、67口人唯一的电器,不是买的,而是社会捐赠的。他的卧室没有门,只挂了块塑料布,被褥下铺的是一层散乱的稻草。
在西南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山区,仍有季节性断粮。政府给每月每人30斤救济粮,有些村民还是不够吃,只能跟亲友借,来年打了新粮再还上。
石漠化山区石多土少,土层瘠薄,土下是喀斯特地貌“漏斗”,存不住雨水。每年的收成都很微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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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河川乡康沟村村民冶建龙的家中,院子里常年挂着两个铁桶准备接雨水来用(2013年3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饮水。
宁夏西吉县向来干旱少雨。王民乡下赵村马虎钢平时拉一次水,来回要跑40公里,一次拉两大桶,大约一吨,能吃半个月。一吨水4元,拉一趟水油费就要十几元。“还不敢拉太多,放时间一长,水就不能吃了。”
在湖南保靖县木耳村3组,寨外路边有两处用石块砌成的小窖,泥土和石缝间渗下极细的水流,这就是数百村民的救命水源。旁边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蹄印,牲畜粪便随处可见。
72岁的村民向远华说:“一连晴几天就没水喝,只能去几里外挑水。因为缺水,前年庄稼颗粒无收。”
——出行。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云南怒江州泸水县古登乡念坪村的大山太陡了,耕地坡度竟达80度左右,几乎是“挂”在山上。在攀登过程中,村民指给记者看路旁一个坟丘,那里埋的是一个不小心摔死的村民。而牛、马摔死更是时有发生。人们说这里是“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
去年,同属怒江州的贡山县独龙江乡79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7.76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6.68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3.7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有的地方仍以溜索为路。在云南福贡县马吉乡桥玛嘎村,记者看到,一条颤巍巍的钢丝绳横亘几十米宽的江面,十多个大人小孩正排队等着过索,这是全村百来口人进出的唯一通道。12岁的小学生余强已是溜索“老手”。他把索扣往钢丝绳上一卡,溜绳一端固定,一端兜住大腿和腰,挂上书包,脚一蹬,腿一曲,顿时凌空飞向对岸,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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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一名孩子趴在床上做作业,她的家里没有桌子(3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一群孩子,一声叹息
小七孔,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旅游旺季总是游人如织,甚至常常人满为患。然而,景区5公里外便是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极贫区。
菇类村,全村357户,除一户开农家乐外,几乎再没有人依靠景区发家致富。当地特产瑶山鸡肉香味美,也一直没有打开近在咫尺的市场。
全村1200多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多数村民至今不会找、也不敢找市场,只能靠种田维持温饱。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50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5个。东乡县有个村庄500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各地都已较为完善,免学费、营养午餐等措施更让无数孩子受益。但是,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男孩12岁,女孩10岁,但身高只有一米出头,非常瘦小。那天本该上学,但是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去乡里开会了,孩子们只能停课。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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