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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发放保教费落实陪产假

2020-06-29 08:37:14  来源:法制日报
  

  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发放保教费落实陪产假

  对症下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 近期,多地陆续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山西省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教费、广东落实陪产假等

  ● 多地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一种修订,又是对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

  ● 要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如增加和稳定家庭收入;由国家更多地承担教育和养育子女的支出,加强公立的服务设施建设与配给;增强生育者的信心;加强生育技术支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记者  赵丽 实习生 贾婕

  6月11日,我国102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布2020年预算。《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任务减少,国家卫健委2020年预算中计划生育服务一项预算数为8879.6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减少了2949.4万元。

  与此同时,多地于近期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比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山西省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教费、广东落实陪产假等。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多地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既是响应国家政策,对过往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一种修订,又是对二孩政策放开以来奏效不明显的促进。不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家庭福利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精力不足职场歧视 多数女性不敢生育

  北京市民刘霞的儿子今年9岁了,可是她和丈夫不敢再要二胎,原因是“没有过多精力”。

  早在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刘霞和丈夫还有些“蠢蠢欲动”,但那时儿子正在上幼儿园,父母也因身体欠佳常去医院治疗,养老养小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作为独生子女的刘霞和丈夫身上。

  不少受访家长拒绝生二胎的原因和刘霞相似。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除了要赚钱养家,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双方老人和孩子,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要二胎。

  还有很多女性因为担心职场歧视而不敢生二胎,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敢生。

  “两个孩子,漫长的孕期加产假,前前后后至少五六年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最近因为已婚未育,被多家单位明确拒绝,而在未婚时,几家公司都想高薪挖我。”

  “一个朋友结婚没多久,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单位以效益不好为由,间接将她裁掉。同时被裁掉的大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如今,她34岁,孩子1岁,全家说要不就接着生吧。她看了看新婚姻法,想到自己生完二胎年近40岁,事业基本荒废,没有收入。”

  上述对话来自于一个名叫“四旬老母”的微信群。说话的3人都是北京女孩,曾毕业于国内有名的高等学府。如今,她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职场歧视,她们担心未来几年一步走低步步低。

  左菲菲是北京一位白领,在她的观念里,要想在职场保住位置,“就要不把自己当女人”。据她介绍,她的几位女性领导都是在生完孩子6周后就上班了,因为她们一旦不在岗位上,公司就会找人顶替她们。这就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可能归零。

  钱月做了7年人力资源工作,在人力资源圈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女性还没生孩子,已经被打上“以后要请婚假和生两个孩子产假的特大定时炸弹”的标签;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在职场会被贴上“这是个随时生二孩定时炸弹”的标签;已经生完二孩的女性,职场上的标签就变成了“没有精力工作”。

  另外,“不敢生”的背后还有无人照顾的无奈。

  3岁以下的婴幼儿尚未到幼儿园入园年龄,但大多数家长工作繁忙没有精力照看,隔代照看又常出现养育观念冲突问题。《法制日报》记者曾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种困境出现在不少家庭,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问题愈加突出。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社会机构嗅到商机,纷纷开办婴幼儿托管机构,但这些机构是否合法合规、工作人员是否有资质、场地是否安全……家长并不知道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都是一个‘死循环’,女性担心职位不保必须尽快上班,孩子就需要专人照顾,没有信得过的婴幼儿托管机构就只能找老人来帮忙。一旦老人生病或者出现任何问题,还需要人来照顾。也就是说,在生育流程中需要‘环环相扣’才能正常运作,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所以更不敢想二胎的问题。”北京市民郑炜无奈地说。

  各类因素相互作用 最终导致生育率低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

  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

  据悉,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952年以来最低,而2019年再度“触底”。

  关于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华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是结婚和生育的适龄群体人数不断下降;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特别强烈;三是国家关于鼓励或者刺激人们生育的辅助政策配套等不足。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生育率水平高低和出生人数需要作区分,生育率是出生人数除以育龄妇女人数,当下育龄妇女人数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快速减少,是出生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便在生育率保持不变或者小幅度上升、下降的情形下,出生人口规模减少的情况也难以扭转。

  原新说,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生育观念等原因的综合影响,根据调查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过高,无论是生育成本、生活成本还是教育成本,养育一个孩子对于家庭来说会增加不少压力,更不用说二孩甚至三孩;第二,儿童的托幼问题,随着二孩政策放开,公立幼儿所、幼儿园短缺情况越发突出;第三,长期以来实施的晚婚晚育政策,致使生育二孩的女性年龄偏大,出于对自身健康与孩子的顾虑和考量;第四,生育二孩的夫妇的年龄与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冲突。

【责任编辑:钟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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