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踏着红色的足迹

　　生死相依，鲜血中挺立红色丰碑

　　毛毯，油布包，铜脸盆……长汀县博物馆，一组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勾连起一段悲怆往事。

　　文物的主人叫唐义贞，1929年与陆定一同志结为伉俪，长征前分娩在即，行动不便，留在了苏区。

　　她忍痛将3岁的女儿托付给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的同事，在转移至长汀后产下一子，又不得不与儿子诀别。身边仅留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和一个油布包，全都赠与收养儿子的那对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没有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25岁的母亲最终为革命而死。被捕时，她把身上一份党的机密文件揉成团，强咽下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闽西红土地上，有“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更有无数烈士鲜血浸染的殷红。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1934年4月，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扩红热潮。到6月底，福建省参军人数达7160多名，闽赣省达1300多名。

　　9月，根据中央最新指示，征兵动员工作马不停蹄。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长汀县再次超额完成计划，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多达1292人。闽西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

　　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镇里同志在一旁介绍：在册烈士917名，几乎都在长征途中牺牲。

　　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余人。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旧址动情地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后代钟鸣，家中6位烈士，其中3位倒在湘江边。每年，他都要跟村里的乡亲们一起赶往湘江战役纪念地，那里的石碑上，镌刻着他们家人的名字。“更多的烈士最终没有留下姓名，他们同样不应该被忘记。”钟鸣说。

　　在中复村，钟根基是活着回来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长征前，钟根基等17位同村青年一同走向战场，临行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各自父母尽孝！上世纪50年代，老红军回村，余生30多年，都在默默践诺。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后，请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它们是我的兄弟们用生命换来的，我要把这些军功章还给他们。”

　　矢志不渝，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长汀人钟宜龙是烈士后代，刚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此后，钟宜龙被抱养至松毛岭脚下的一户人家。6岁那年，他在后方见识过那场战斗的惨烈——山头一场大火，草丛燃尽，参与医疗救治的养母，常跟其他大人抬回一名名伤员，那一幕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

　　钟宜龙噙着泪，与当地村民们遍寻山头，将一块块散落的遗骸捡回，集中安葬。墓碑高约2米，由于无从知晓英烈的名字，村民们只简单刻上了两个字——红军。

　　钟宜龙常常看着这两个字发呆、流泪。他们为红色信仰献身，死后连名字都未曾留下。钟宜龙决心做一名“打捞者”，打捞尘封历史，为英烈“正名”。

　　工作极其艰难。有的政府没有登记入档，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他只得四处走访幸存的老红军战士，足迹覆盖了长汀县，又覆盖了周边县市。

　　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来到墓碑前，用一种简单的“仪式”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上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风雨无阻。九旬老人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但尽其所能不让那段光荣的历史堙没。

　　闽西红土地上，越来越多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挺立，它们标注着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代表着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退休后的钟宜龙拿出毕生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起红色展馆。展馆内，是他后半辈子苦心收集的红色历史。门口，一副对联赫然入目：“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却。守护他们，就是守住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钟宜龙说。

　　（转载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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