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到基层群众中走访。请您谈谈他是如何以身作则贴近群众的。

　　李金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里才能发展经济。所以，干部跑乡村的很少，领导到田间地头踩田埂的更少，好像只有大城市里面的“灯红酒绿”，才是改革开放。可习书记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一到闽东就提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信访接待到基层、现场办公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并且自己带头沉下身去。记得2010年8月，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他来福建调研，专门和我们这些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见了面。我对习书记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当年提的‘四下基层’，我们一直在坚持。”没想到我这么一说，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对呀，‘四下基层’我也一直强调，到了浙江也这样要求，到了北京，对国家信访局也讲过领导干部信访要下基层的事。”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我举两个习书记下基层的事例。一个是他当年去下党调研的经历，真是非常辛苦。下党是当时平溪乡一个村划分出来新设的乡，没有电、没有财政、没有办公楼，几千号农户，进出没有公路，也没有车，人们交公粮、买东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难了。习书记听说了，就要去看一下，并打算帮助解决修公路的问题。记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先是坐车一路颠簸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下车，再步行20多里山路，到下党就已经中午了。我们在村头鸾峰桥上座谈，简单吃了午饭后，又去看望了几户贫困群众。下午2点多了，习书记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很小的山间路，很久都没有人走，荆棘丛生，高低不平。下党公社（那时候下党乡还叫公社）的书记拿着一把柴刀走在前面，边劈开杂草边往里走。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热天走在草丛中，就像待在大蒸笼里一样，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时候也没有瓶装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脸。我们从下午2点走到7点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边，然后坐上车，又晃荡一个多钟头，晚上8点多才回到县招待所吃上饭。那一天真是累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习书记说：“今天我考虑不周，实在是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没想到他很轻松地说：“这点苦不算什么，当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住窑洞，跳蚤咬得皮肤都肿了、烂了。白天干活，挑一两百斤的担子，一肩挑可以不换肩。”我很感慨，习书记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磨练摔打，一般的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个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县的嵛山岛调研，当年嵛山岛只有一个简易小码头，机帆船到了岛边靠不上去，只能用小舢板转运。那个时候气象预测不是很准，去的时候很顺利，风平浪静。回来时突然起了五六级的风，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终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头顶风的地方试了几次都靠不上去。习书记说：“咱们要背着风上，不要去顶着风，从后面向上靠。”果然，背着风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习书记说：“今天真有点后怕呀，万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烦了。你会游泳吗？”他就笑了，给我讲他在厦门时游大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游兴正浓，不经意间发现浪不对劲，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着冷静，辨析海水流向，采取侧仰姿势，积蓄力气，剪浪而游，终于安全游回来了。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心里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乱了自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信访工作比较重视，提出了独特而明确的要求。请您谈谈当时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响如何？

　　李金贤：习书记总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访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贤明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的，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个事，这是不应该的。”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为了强化信访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后来，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的做法进一步向面上推开，每个月20号，各个县市领导都要安排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干部们把这一天叫作联系群众的“公仆日”，老百姓则把这一天称作“连心日”，觉得这一天像过节或赶墟（指农村集市）的日子一样。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要体现求实精神。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习书记的执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福州五区八县全面推行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信访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长时，多次到省信访局视察并指示，在百忙中参加了省信访工作暨表彰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他跟大家说：“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关心帮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在他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许多信访积案、老案，受到群众欢迎。再后来，他到浙江当省委书记，还专门让浙江省信访局局长到福建了解信访工作。浙江信访局把习书记在福建推开领导干部信访下基层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浙江全省推开。当时，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还亲自带着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浦江接待来访群众，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在办公室工作，请谈谈他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办公室干部提出过哪些要求？

　　李金贤：习书记很重视办公室工作，也很熟悉办公室工作，所以很体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我原来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他来了5个月，就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比习书记年长十岁，而且我也知道，习书记工作要求高，节奏快，规矩也很严，计划性强，我怕跟不上他的节奏。结果，他叫我过去谈话，好像已经摸透了我的心理，讲得很直率。他说：“办公室工作是一个苦差事啊，什么好受的没有，只有难受。有的人不愿意来，愿意来的人，组织上还不一定看得上。”他这么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也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随后对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按规矩办事；二是加强干部管理特别是秘书的管理，并说领导的秘书是工作的需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三是加强学习思考，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抓好落实督察反馈。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宁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一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也没有去唱过卡拉OK，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声如洪钟，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