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律人 却宽以律己

　　姚军红家里有兄弟三人，身为大哥的他一向注重对兄弟的教导。一次，姚军红的二弟因醉酒与他人发生冲突，扬言自己的哥哥在镇政府当大官，自己受欺负，对方也别想好过。这件事传到姚军红耳朵里，为了给二弟一个教训，不要打着自己的名号为非作歹，在可以私了的情况下还是将其弟送进派出所关了几天，以正其行。

　　然而，对家人严苛的姚军红，对自己的行为却总是“网开一面”。

　　2004年，姚军红和企业老板一边麻将一边闲聊时，无意间透露了一块地皮的出让信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牌桌上其中一名企业老板正好想拿地。牌局结束后，该企业老板在停车场塞给姚军红两条烟和一万元现金。

　　第一次受贿，姚军红内心很惶恐。打了好几个电话，钱没能还回去，一万元现金在家里放了好几个月，也不敢花出去。“还是贪心作怪，侥幸心理太重，如果当时我还掉了，就不会有后面这种事情。”姚军红在留置期间后悔地说。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随着手中权力大起来，求姚军红帮忙的人也多了起来，经常会直接面对金钱的诱惑。2万、5万、8万……不断有人送到姚军红的家里，拜托他在征迁项目中帮帮忙。突破了心理防线的姚军红，逐渐连最初的一丝惶恐也被抛到九霄云外。

　　在面对各种诱惑中，姚军红一步步丧失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底线。2004年至2018年，姚军红利用工业用地报批、征地拆迁职务便利，共计受贿167万元。

　　干部身份 却是商人情结

　　在姚军红的心里，一直有个情结，就是下海经商。早在90年代，他就曾自己办企业，做过一笔数百万元的生意。90年代末，在商品房刚刚出现之际，他就开始了炒房生涯。姚军红的生意头脑在商人圈里颇有名气，许多商人都鼓励他下海经商。

　　姚军红对此虽然颇为心动，但却依然坚守在公务员岗位上。原因在于母亲希望家里能出个干部，不同意他下海。虽不情愿，但孝子本心使姚军红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明着干不了，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了。

　　2008年，仓前街道某企业老板在其厂房征迁中得到了姚军红的关照，使得明明只有150万的厂房建筑，最终获得了300万元的征迁补偿。该老板向姚军红送了5万元现金表示感谢，姚军红担心会传到领导耳朵里，坚决不收。

　　对姚军红的顾虑，该企业老板心知肚明。看着没送出去的钱，又想着与姚军红搞好关系，便主动“邀请”姚军红合作入股已策划好稳赚不赔的广告位项目。该计划将姚军红本就一颗蠢蠢欲动的从商之心给提了起来。于是，姚军红出资20万元，以儿子的名字参与该广告业务经营。从2008年至2015年，姚军红共收受该项目分红82万元。

　　自觉有商业投资眼光的姚军红，还曾与他人一起合作经营过一家迪欧咖啡店、一家足浴店。之后，更以儿子的名义，出资100万元，和另外两名与自己有利益往来的企业老板，合伙投资了五常街道一处写字楼，通过其职务和人脉关系，低价购入高价转租，从中获利。

　　2011年11月至2012年7月，姚军红被抽调至浙江省驻京办负责招商工作。那段时间，姚军红与各路企业老板、商人打交道，恃才放旷，又自觉提拔无望，一度有过弃政从商的念想。没想到的是，2013年，50岁的他被提拔为五常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那时真的想过收手，想为五常老百姓做点实事、好事，来兑现对党的承诺，对得起组织培养。”审查中，姚军红悔恨道，“但第一次踏出去了，欲望的闸门一开，想收都收不住手了。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人、对不起组织！”

　　自认为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却把权力当成了谋私的工具。从接受调查的那一刻起，姚军红多年建立的“人设”彻底坍塌，家庭的自信也跟着垮了。（杭州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