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学访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浙江实践

　　肆：和美

　　5月江南，天青欲雨。

　　今年2月刚履新金华市委书记的陈龙，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金华市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特色，在激烈的“美丽乡村”竞争格局中，彰显自己的个性，突出差异化优势。

　　陈龙此前长期从事“三农”工作，在与省内丽水、湖州、杭州、宁波等地进行了全面对比和分析后，他提出了“和美乡村”的定位。

　　“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不一，要求更高，注重内在美、全域美、全面美，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将作为金华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载体。”让陈龙感到有基础的是，十多年来，通过狠抓配套设施和综合发展，金华乡村的“颜值”和产值都在不断提升。

　　在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金溪村，记者看见一座粉墙画壁、修竹芊芊的院落，远远望去还以为是私人别墅。走近才发现，居然是一座猪场。猪场老板倪洪根告诉记者，猪场存栏500头生猪，配套建设沼气池、干湿分离机、污水处理设施等，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和美乡村也好，美丽乡村也罢，说的都是如何美上更美，美上加和，但如果没有15年前的“千万工程”，哪里有今天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的竞争或升级？

　　时光回转到本世纪初。彼时的浙江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群众揶揄，走在浙江农村，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的村。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城乡关系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2004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是一个重要课题。发轫于2003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示范。

　　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被习近平同志称为“省级农民”的顾益康回忆说，有一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村调研，看到一个村环境很好。习近平同志问，这样的村在浙江多不多？

　　顾益康如实告知：不多。据省农办摸排，当时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3万多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

　　差到啥程度？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等地，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

　　习近平同志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考。2003年6月，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拉开帷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想致富，先修路。2003年，浙江启动实施乡村康庄工程，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通乡通村及农村联网公路，公里数平均年增长30%。

　　那5年里，从通村公路，到村内的道路硬化，从垃圾收集，到卫生改厕，从河沟清淤，再到村庄绿化，“千万工程”就像大合唱，全面彻底解决村庄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亲自抓，亲自部署，每年召开现场会，为了鼓励各地创新争优，会议地点下放到县，哪里做得好，就往哪里开。《农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曾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习近平书记和他的三次现场会》为题进行了报道。

　　“从省里到地市，再到县里，都是‘一把手’抓‘千万工程’，这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惯例。尽管每年布置的工作有所侧重，但一直以来，决心不变、主题不变，5年便完成了初步目标。”顾益康回忆说，起初，对“一把手”亲自抓，许多人也不解，可正是由于这股恒心和魄力，让浙江农村环境整治形成破竹之势。

　　5年结束，“千万工程”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入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将整治内容拓展到生活污水、畜禽粪便、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整治，以及农房改造建设，之后浙江又启动农村垃圾分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等一系列后续工程。

　　如今，“千万工程”在浙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计约2.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浙江省建制村总数的97%；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建制村全覆盖，11475个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占比41%；90%的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对应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前不久，浙江出台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将实施“万家新型农业主体提升、万个景区村庄创建、万家文化礼堂引领、万村善治示范、万元农民收入新增”的“五万工程”。“千万工程”在其发源地有了升级版。

　　曾经境内皆是“黑水河”“牛奶河”的浦江县，如今河水清澈，野生鱼儿又多了起来。县委书记施振强感慨良多：“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深入人心，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人居环境改善的好处，再也不会回到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的老路上了。”

　　嘉兴市早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并在全省率先制订规划纲要，联动推进“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六方面的一体化。这些年来，嘉兴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全省最低。嘉兴的城乡统筹除了注重环境打造外，还格外注重以人为本。在嘉兴市副市长洪鹏鹏看来，城乡一体化就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老百姓享受优质的教育、卫生、文化服务。

　　作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的杭州，一直不缺游客，但是杭州市副市长王宏告诉记者：“如今的杭州，每年1.6亿游客中，有1/3到过杭州的乡村，这股潮流已势不可挡。”他表示，杭州要顺应乡村生活成为一种向往和时尚的潮流，“把乡村打造成城市的大花园、大景区。”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浙江的新农村建设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也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大新亮点。”彭佳学说，数据显示，去年浙江仅农家乐接待游客就达到3.4亿人次，总收入超过353亿元，“未来三年内，浙江将打造1万个A级乡村景区，其中，1000个还将达到3A级标准。”

　　最近，浙江更是启动了投资1.25万亿元的全省大花园建设，目标是要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格局，建设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是浙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手笔，也必将为浙江的“三农”和乡村振兴带来巨大机遇。

　　如今，行走在浙江大地上，记者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公路、邮站、宽带、客运班车“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响”，农村用电“户户通、城乡同价”……总之，村庄整治建设的点定在哪里，相关部门的项目和资金配套就跟到哪里。

　　与金华市委书记陈龙思考相契合的是，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已经超越了环境整治阶段。乡村的“美丽”，内涵更深，层次更高，范围更广；不仅有物质，也有精神；不仅有“颜值”，更有品味；不仅有富裕，还有祥和。

　　乡村文化繁荣起来，让老百姓“心有所栖”。

　　“一个村庄得有一个文化中心，不然精气神就散了。”淳安县委副书记董文吉说。2013年，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农村文化礼堂”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唤醒了沉潜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接续起绵延于历史时空的江南文脉。如今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村民笑声最多的地方。截至2017年年底，已有7916个农村文化礼堂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成为永不谢幕的村庄客厅。

　　基层党建强起来，引领着乡村同心同向，雁行有序。5月11日，在浦江县浦阳街道同乐村，青砖小瓦马头墙，红花绿树芳草茵。走过每一户村民门前，都能看到标有编号的分类垃圾桶，村里看不到一处乱堆的垃圾。

　　“起初，我们干部入户宣传监督垃圾分类时，村民们不理解，效果并不好。”浦江县浦阳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炜说，2013年开始，浦阳街道根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每名党员干部包干联系10户以上农户，每只垃圾桶对应有编号，将联系户垃圾分类情况纳入干部的日常量化考核，并以“红黑榜”形式进行公布。“党风正，民风淳。党员的面貌改善了，村庄的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陈炜说。

　　乡村治理模式完善起来，构建起乡村格局的龙骨。而作为“三治合一”的探索地，嘉兴市桐乡市高桥镇岳风村早在2013年，就开始探索构建“法治、德治、自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起初我们想单独搞法治、德治、自治的试点，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发现，‘三治’分开根本搞不了。”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徐晓叶告诉记者，近年来，桐乡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村民早早聚集到村委大院电视机旁，当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说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们顿时激动起来：“总书记说‘三治合一’了！”

　　我们当然不好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治合一”一定起源于岳风村，但岳风村的实践是习近平“三农”思想在浙江根植人心结出的硕果，则是毫无疑义的。

　　伍：创客

　　“最忆门前镜湖水”。5月11日，浦江县前吴乡，清澈湖水缓缓流淌。沿着湖边的木栈道一字排开的高端民宿就有13家，大长条桌临湖而置，家人朋友在此，喝上一杯龙井，尝一下当地特色小吃，弥漫着优美的湖滨慢生活情调。

　　说起民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名字比农家乐好听点，接待水平差不多，但在浙江，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

　　前吴乡民宿主人大部分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懂得城市消费需求，善于推广和营销，又有品味，懂得创新，对于业态的引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省农办综合调研处副调研员庞伟说。

　　如今，前吴乡的民宿一到节假日，常常一房难求，浦江县县长丁政告诉记者：浦江旅游收入从17亿元增加到92亿元，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不光是民宿，传统农业也有不少新面孔。孙灵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2014年放弃高薪职位回到老家永康市干起了农业。现在，藏红花基地占地500多亩，还带动了周边186个农户。

　　而现在，像孙灵娟这样高学历，具有新思维、新技术，敢闯敢拼的新农人，在浙江被称为“农创客”，他们活跃在之江大地上，为浙江“三农”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目前，浙江“农创客”已超过1600多名，其中80后占88％，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义乌市副市长董士虎认为，这些年轻的“农创客”，用生动的实践赋予浙江现代农业一种蓬勃的朝气，催生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农创故事。

　　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但，谁来为他们提供社会化服务呢？浙江省早在2006年，就在农村开启了“三位一体”改革，就是为了建立为农服务体系。十多年来，从低层次的“小合作”，走向高层次的“大联合”，只要农业经营主体有需求，就能享受从生产、供销到信用的全方位服务。如今，浙江已构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组织。

　　为鼓励他们创业，浙江省出台政策，搭建平台，让他们无须忧心水、路、电等基础设施问题；要流转土地，政府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不必一家一户跟农户交涉；像粮食的全程机械化、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也十分便捷；若要充电培训，从高端的农业MBA到各类培训，只需照着菜单打勾即可……2016年底，浙江还成立了“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除了这支创业大军外，现在，活跃在浙江“三农”领域的，还有众多的工商资本，他们瞄准了三产新业态，也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农民”。

　　为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浙江省在用地问题上“绞尽脑汁”进行探索。嘉善县下辖的大云镇，是全县面积最小的镇，相对来说用地也最紧张。2016年，县里推出“飞地抱团”项目，简而言之，就是将各个村腾退“低小散”企业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再把每年分配给各个镇、村的用地指标统一归集后，选择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块，统筹布局“两创中心”建起园区。

　　大云镇党委书记王枕旦兴奋地告诉记者，“飞地抱团”项目可谓一石多鸟，首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问题，第二保障了土地空间和指标，第三为后续引进高质量的好项目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浙江，已经很难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来界定什么叫农民，但种种现象都在强化一个事实：在新业态的融合下，农民的职业属性不断强化，而且变得越来越专业、时尚，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

　　即使作为身份属性，浙江的农民与市民也越来越接近。2017年浙江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4956元，连续33年居全国前列，更为难得的是，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缩小到2.054∶1，成为全国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5月9日，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村口的大樟树下，小圆桌边，三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他们也许不懂什么叫“民主协商”“乡村治理”，但很多事情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解决了。

　　5月10日，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和煦的阳光照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文化广场、图书阅览室、健身房、老年活动室……每一户居民，从自家门口出来步行15分钟内，都能找到合适的文娱场所。

　　5月11日。金华市金东区浦塘村。咿咿呀呀的二胡声仿佛从时光深处传来，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到文化礼堂里，唱和着传统戏曲婺剧古老的旋律。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与设想，正在浙江农民的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有职业尊严、有个人价值、有文化意趣，岁月静好，盛世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