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还不理解，甚至觉得很委屈，自己平时工作表现不错，我也没违法乱纪，组织还找我谈话。”福建省厦门市公交集团下属某公司总经理陈某谈起被市交通运输纪工委几次约谈后坦言，“没想到组织不厌其烦一次次找我，讲纪律，谈规矩，让我意识到自己没管好队伍，的确失职了。感谢组织的及时提醒！”

　　“红脸出汗”“幡然醒悟”，对于厦门市的党员干部来说，无论是厅级干部还是普通党员，这样的状态已经成为常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厦门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提醒，今年1至6月，共开展谈话函询1170件次，同比增长13.3%。

　　党委履职“经常谈”

　　“这些问题都是面上存在的，说明你们重视还不够、措施不够实。你作为区委书记，是全区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切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这是针对今年年初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情况，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约谈某区一把手时的结束语。

　　衡量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不能只看执纪审查的数量，更要注重谈话提醒、函询诫勉了多少党员干部。而谈话函询的主责就在党委。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庄稼汉以上率下，带头开展谈话工作，各区委、市直部门党委(党组、党工委)书记也相继开展谈话工作，带动本地区本部门形成“红脸出汗”的氛围。因公务接待超标问题，市建设局一把手约谈11名处室负责人，进行“一对一”批评教育，责成退回超标费用并作书面检讨；思明区委书记约谈主体责任检查“问题清单”中涉及的6名党政一把手，区长约谈“问题清单”中涉及的10名政府部门一把手；湖里区在开展“红包专项整治”期间，坚持宽严相济、惩处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对一学校干部主动上交在十八大前违规收受中标供货商价值3800元礼品的问题，区纪委对该干部予以诫勉谈话处理……

　　在厦门，谈话函询对象不仅有处级、科级等级别，还覆盖至厅局级。在今年上半年全市实施的谈话函询中，涉及市管干部42件次，其中地厅级14件次，副局级28件次。经过谈话函询和初核澄清的失实案件有202件。

　　规范保障避“空谈”

　　为进一步推进谈话函询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提升谈话工作质量，今年4月，厦门市纪委在总结各区各部门谈话函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印《谈话函询工作指导手册》，本着简洁明了、便于操作的原则，围绕谁来谈、和谁谈、谈什么、怎么谈以及如何防止谈话函询“走过场”等问题，选取了6个发生在本市的典型案例，通过“案例+点评”的方式阐述如何做好谈话函询工作，能直观地、形象地了解谈话主要内容和要求，为全市各级各部门做好谈话函询工作提供了实用手册。

　　翻开《指导手册》，一个案例引起了刚调入同安区纪委审理室的科员曾凡文的注意：集美区某街道社区主任报备他将为儿子操办100桌婚宴的事宜，被谈话提醒后，认识到错误，将喜事简办。

　　“以前不知道什么可以谈，什么不能谈，现在有了‘教科书’，整个谈话过程清晰明了。”曾凡文说。

　　针对个别单位存在的谈话函询质量不高、规范性不强等问题，今年5月底，市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对19个单位谈话函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通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各单位认真做好查缺补漏、整改提升。市海洋局印发《谈话(函询)工作规则(试行)》，编写了谈话(函询)工作流程图；市纪委驻文广新局纪检组针对通报中提出某谈话函询件存在“该进一步核查、转立案或组织处理却没有再落实”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和深刻反思，并对当事人进行诫勉谈话。

　　各区也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规范谈话函询工作，如翔安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谈话提醒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规范诫勉的暂行办法》，根据问题的来源和性质，灵活运用多种谈话方式，提高谈话质量，增强谈话效果。

　　结果运用不“白谈”

　　“我就接受组织函询的有关情况作个说明……”在今年某单位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一位领导干部报告了其接受函询的有关情况。厦门已将领导干部被谈话函询情况列为民主生活会必须作出说明的内容，并纳入全市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检查范围。

　　这只是厦门市强化谈话函询结果运用的举措之一。

　　海沧区纪委建立了“党委(党组)谈话提醒抄告函”制度，将谈话函询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牢牢绑定，对责任制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专项督察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由区纪委下发“抄告函”，提醒下级党委(党组)一把手和相关责任人就问题线索开展谈话函询，并限期报送区纪委留档，对党委(党组)开展谈话函询进行全过程跟踪督察。(蔡怡琳 张威 张宏)